网站导航

详细内容

 

浏览字体: 打印页面

贺 凌

录入时间:2008-10-7 10:14:29 ┆ 浏览量:10475

(1913—1960) 

贺凌,原名赫灵、又名贺敏超,1913年1月23日生于吉林省九台县太平村。父赫文衡,1911年毕业于保定军校,曾在军阀李景林部下,先后任过排、连、营、团、旅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回长春市定居。贺母生有五女二男,贺凌为次女。

(一)

贺凌自幼聪慧好学,加之出身官宦门弟,接触的社会关系面广,因而思想比较早熟,少年时期就有独立思考问题的习惯,有独到的见解。她在1942年写的自传中,曾记述了这样一段回忆:“少年时期,我对父亲清高、自尊、主张刻苦自立,非常崇拜。但对他浓厚的重男轻女的观念又非常反感。母亲一连生了我们姊妹三个,第四个生了大弟,当母亲生四妹时,父亲闻知又生一个女孩,竟从外面跑回来,怒气冲冲地骂母亲竟生赔钱货,要把四妹摔死。看到这种情形,心里非常气愤。当时,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种下了一个女人是被人不当人的,我应当自强,替女人争口气的反抗思想。再一点对我刺激最深的是大表姐在吉林女中读书时,因参加全国统一运动在督军署挂旗时被打伤,回家时竟遭到责骂,并不准其再去上学,父亲还不准许我们姊妹与她接近。二表姐结婚后,受着三代公婆和丈夫的虐待,而我的父母却夸她贤慧,让我们要以她作榜样,并说不受痛苦不成佛。听了这种训谕,看了这种事实,我不理解为什么看着女儿受罪非但不可怜,反而劝她忍受!为什么女人就要受男人的虐待和轻视。这两件活生生的事实,在我童年的思想里,种下了反对和仇视封建礼教的思想,幻想做一个不平凡的女人,想以自己的努力,来提高女人的地位,替不幸的女人争口气。所以,我对读书产生了强烈的要求,认为把书读好了,就可以有出路。”从上面这段自述中,可以看出少年时代的贺凌,就对封建礼教产生了反抗思想,同时又可看出,她善于思考问题,不屈从,不盲从,是一个有着自尊、自强、自立精神的女孩。这对她后来毅然挣脱封建礼教的枷锁,进而接受进步思想,走上革命道路,是有其内在的思想根源的。

贺凌要求读书是为了长知识,寻出路,而她的父母让其读书则是为了“学礼仪”、“懂规矩”,将来做个标准的“贤妻良母”。所以,书要读,但不准她上学校。在贺凌12岁那年,贺父专请了一位保定师范毕业的家庭女教师。而这位史教师恰巧是为了反抗封建包办婚姻,走出家门独立生活的女性。她有着要求独立、自由、平等的进步思想,课余之时,常讲述自己的身世,勉励贺凌好好求学,争取独立自由。不久,史教师的言行被贺的父母知晓,将其辞退。搬到天津后,贺父又请来一位姓王的老秀才,专教贺凌古文以及《四书》、《中庸》、《烈女传》。她根本不愿听这些束缚女人行为的古训箴言,因而便消极抵抗,上课打嗑睡,课余看小说。一年以后,王老师因病辞去,贺凌便整天沉醉在阅读小说之中。此时,她与新文化小说结缘,诸如《海滨故人》、《处女日记》、《冰心小说集》等等。这就更增强了她走出家门,展望社会的念头,遂向父母提出到外地上学。父亲不从,她则以终日啼哭和不进食相胁,终于得到母亲的怜惜,并劝说父亲答应她到沈阳读女子职业中学。这是她向家庭的封建礼教传统观念进行抗争获得的第一步胜利。她以无限喜悦的心情,在学校里埋头书案,课余时间与同学互述衷肠,交流思想。同学们都对封建礼教不满,彼此勉励,争取独立和自由。

“九一八”日军武装袭击沈阳,破坏了宁静的校园生活,贺凌不得不返回家中。这时她已18周岁,在父母包办,反抗无效的情况下,嫁给她父亲的旧同事秦师长的儿子。他是秦家三代共守的独养子,自幼娇生惯养,挥霍无度,不求读书上进,只喜交游,是个地道的纨绔子弟。他的父母又非常顽固守旧,只许已婚女子操持家务,不准与外界同学和朋友交往,对贺凌要求继续上学更认为是大逆不道。贺的父亲也骂她不安分,母亲则劝她认命。在这种极度压抑和痛苦环境中生活的贺凌,几次想自寻短见,但一想到史老师的奋斗经验,便鼓起了她向恶势力抗争,奔向光明和自由的勇气。终于1933年,以治病为由脱离秦家到北平,住到她的大姐家。

(二)

1934年春,贺凌插班到北平念一中学读书。这里,她人虽冲出牢笼,但思想仍苦闷、惆怅。家里数次来信催她回去,贺执意不肯,最后断绝了她的经济来源。此间,她的大姐夫彭志芳不仅同情她的处境,而且极力从思想上引导,鼓励她不向恶势力低头,要勇敢地战斗和生活下去。彭志芳于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公开身份是东北大学工学院电工系的学生,参加抗日救亡工作。他介绍贺凌阅读了《碳王》、《母亲》、《一个女兵的自述》、《高尔基传》等进步著作。《一个女兵的自述》深深地打动了贺凌的心,她觉得女兵的遭遇与自己相似,但女兵却冲出黑暗的家庭,走向社会,参加了革命斗争的行列。于是贺凌萌发了想到东北义勇军去做一个抗日爱国女英雄的念头。读了《高尔基传》,主人公的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也激励着她,从此,贺凌不再苦闷、惆怅,她经常到东安市场书摊去看书,并又购买了《子夜》、《雨》、《毁灭》等大量书籍。通过阅读,更坚定了她向恶势力抗争,向往光明、自由,追求新生活的勇气和决心。

1935年秋,贺凌考入北平两吉女中,并经同学王文、朱小山介绍,参加了“妇救会”、“学生会”和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同年12月9日,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和北平学联的领导下,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爱国运动。两吉女中的校长非常反动,不准该校学生参加游行。彭志芳鼓励她自己行动,去经风雨,见世面。当她在人群中听见有人说这是中共煽动的,贺凌挺身而出与其辩驳。她说:“我就可以证明救亡运动并不是中共煽动的,是出自爱国青年的民族觉悟。眼看国家危亡,稍有良心的人,能不起来救国吗!谁甘心当亡国奴呢?除非是汉奸才不赞成抗日救亡。即使救亡队伍中有共产党,他如果是积极抗日救亡的,又有什么不好呢?就拿我来说,我并没有看见共产党,我参加抗日救亡纯出于自己的想法,就是不想当亡国奴,并不是哪个人煽动的。”她简短而又铿锵有力的批驳,受到在场围观人们的赞许,说阴阳怪气话的人,灰溜溜的而去。回校后,贺凌表现更加积极,凡《妇救会》和《学生会》分配给她的工作,她都不怕辛苦和危险积极去做。由于在抗日救亡工作中接触了许多进步同学,并在他们的影响下,使贺凌觉悟到,她的遭遇不是个人问题,而是整个妇女问题的一部分。在绝大多数妇女的政治、经济、教育、婚姻等问题没有得到总体解决以前,个人的问题是不可能得到圆满解决的,这是整个妇女和社会制度问题,不改造这个社会制度,要想求得妇女的解放是不可能的。参加“一二·九”运动和抗日救亡工作,既提高了她的民族觉悟、社会觉悟,而且陶冶了情操,锻炼了意志,她与从前判若两人,一扫过去苦闷、惆怅、少言寡语的性格,变得非常开朗,又富有斗争精神和强烈进取心的青年。经过一段考察,贺凌于1936年3月初,经王文同志介绍,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并担任了两吉女中分队的秘书和交通员。

1936年3月9日,传出了在“一二·一六”游行中,被捕的北平十七中学生郭清惨死狱中的消息后,引起了各校学生的无比愤慨,要求学联采取反击行动。北平学联决定,于3月31日,举行追悼郭清大会。两吉女中民先队长王文派贺凌代表该校学生会参加大会,她欣然接受任务到北大三院参加大会。这天,反动当局派军警包围了北大三院,还架设了机枪,这就更激起了干余名学生代表的义愤,遂推倒学院后墙.冲上街头,举行了抬棺游行。于是遭到军警的镇压,许多学生被捕。目睹这一事实,贺凌更坚定了抗日救亡的决心。

1936年5月6日,日本和驻北平的“冀察政务委员会”秘密签订了《华北防共协定》,规定二十九军由天津南撤,日军进驻平津,妄图彻底消灭抗日运动。中共北平市委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变“反蒋抗日”为“逼蒋抗日”的新策略,以及中共北方局刘少奇同志的指示,组织发动北平学生于6月13日,举行抗日救国示威游行。贺凌同两吉女中的几位“民先”队员参加了游行。示威学生高喊“反对日本增兵华北”、“拥护二十九军抗日”、“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日”等体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口号。由于贺凌加入“民先”后,与当时担任“民先”东城区队队长的邓力群同志有了工作上的接触,邓曾给贺阅过《萍踪寄语》、《通俗政治经济学》、《大众哲学》等书刊,并对贺凌进行了有关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问题的教育,她在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中,也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真心实意抗日,而且能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曾向邓提出过入党要求。所以,在“六一三”游行的当日,于钓鱼台附近的一个小山上,经邓力群同志介绍,贺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举行了入党宣誓。同年秋,她考入东北大学补习班,编入南校补习班党小组过生活。这个期间,学校的教学秩序已经打乱,基本处于停课状态。同时,贺凌又因怀孕不便从事活动,遂向党组织申请去延安,终于1937年4月,经党组织批准,由交通员护送去了延安。

(三)

到延安后,中央组织部分配贺凌到中央党校任文化教员兼教务处秘书。她在参加延安整风,回顾这一段的思想变化时曾写到:“来到延安,仿佛到了另一个世界,这里的生活气息完全两样。这里的生活是勤俭朴实的,每个人都自己劳动着,大家的地位一样,谁也没有役使谁的权利,使我感到新奇和兴奋。当看到正在开赴前线的红军,大多是十七、八岁的青年时,更由衷的敬佩,使我感到党的伟大和力量所在。从而深感自己虽然入了党,但革命的道理和党的知识懂得太少,过去认为自己参加过多次抗日救亡活动很了不起,现在觉得自己很渺小,需要重新学习,提高自己。”可以看出,她到延安后发生的思想变化,是她自强、自立的进取精神,在新的环境和新的条件下,对自己提出的新的鞭策和要求,这对她后来成为一个忠诚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和优秀的党的理论教育工作者是重要的推动力量。

根据贺凌本人的请求,组织上考虑她既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又有强烈的进取心,有培养前途,决定参加中央党校十二班学习,并于结业后,又送她到中央马列学院学习一年。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她比较系统地学习了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近代革命史、西方近代革命史、党的建设等课程,而且聆听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张闻天等同志的报告,使贺凌打下了比较深厚的理论功底。同时,在学习期间,她又结识了朱光、章夷白、王学文、黄霖、许明等一些有着丰富实际斗争经验的同志,这对贺凌不断加强思想意识的修养和锻炼,也给了很大帮助。

1939年5月,中央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在“抗大”女生大队的基础上,成立中国女子大学。此时,贺凌在马列学院第四班学习结束,组织上分配她到“女大”任教育干事,并负责给第六班讲授中国革命史。她认真备课,根据在马列学院学到的基本理论,结合斗争实践,运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作通俗生动的讲解,受到学员的好评。在“女大”工作期间,正值延安开展大生产运动,贺凌积极响应毛主席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与学员一起参加纺线。由于她勤学苦练,纺出的线又细、又匀,被评为一等品。同时,她还主动将自己离家出走时带出的70多块银元捐献出来,支援大生产运动。

1941年9月,“女大”合并到延安大学后,贺凌调到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在此期间,她参加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延安整风运动。她直接聆听了毛主席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后,在认真学习中央有关整风运动文件的基础上,回顾和总结自己入党前后的思想变化,除写了三万多字的《思想自传》外,还写了《孙中山给了我什么影响》、《讨论弼时同志报告》等心得笔记。在她撰写的自传和笔记中,不仅回顾了她从反封建、争民主、争自由的民主主义思想逐步转为彻底推翻封建制度,获得整个妇女的解放,以至到必须消灭剥削制度,取得无产阶级以及全人类彻底解放的思想演变过程,同时,还对入党前后,乃至在各个时期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上产生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了无情的自我揭露和批判。显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无私无畏的品格和博大的胸怀。整风运动后期,中直机关简兵精政,贺凌深感自己从家门到学校门,又到机关门,缺乏实际斗争经验,应当补上这一课。因此,她主动请求到基层锻炼。经组织批准,下派到延安杨家岭合作社当了半年组织干事,后又到南关乡担任半年支部书记。

(四)

1945年“八·一五”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根据当时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党中央决定派大批干部到东北开辟工作。贺凌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将身边的两个孩子委托章夷白夫妇照管,参加了首批干部团来到长春。1946年1月,中共吉林省工委派贺凌任中共磐石县城关区区委书记。当时正处于战争环境,国民党军队沿中长铁路由南向北侵犯。城关区委的主要工作也以军事斗争为主,贺凌除参与领导建立磐石兵站的工作外,还组建了城关区中队,并在裕丰街组建了磐石县第一个农民协会。同年5月27日,我军战略转移撤出磐石,贺凌随中共吉辽省委撤至延吉。组织上分配她到龙井市委任民运部长,兼吉东军区军政工作队第六队队长。军政工作队对外称民运工作队,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反奸清算,平分土地。第六队的工作范围除龙井镇外,还包括当时的平安、德兴、光开、智新、三合、勇新等6个区。贺凌到龙井后,首先对原有的“清算委员会”组织进行了考察,发现该组织成员成份复杂,严重不纯,决定只吸收其中两人参加工作队。然后又经过深入地调查研究,吸收了一批工人、城市贫民、贫雇农和青年学生组成了第六工作队,在镇内发动群众搞反奸清算。经过两个多月的工作,锻炼了队伍,工作队员也发展到60多人,这时,又向各个区派出了分队。贺凌亲率直属队进驻智新区。智新区所在地是龙城乡,这个乡曾是旧中华民国和龙县城所在地,社会情况和敌我情况十分复杂,群众顾虑多,不好发动,反奸清算斗争开展不起来。贺凌率直属队进驻后,首先对这个乡进行了社会调查,发现该乡286户中,完全从事农业的户数只占三分之二,其余的三分之一户,除商人、小贩外,还有伪警察、流氓、烟鬼、腿子等无正当职业户。她认为:“这是地主封建势力借以左右农民的潜在力量。前一个时期,工作队虽然也进行了一段工作,但由于农会组织不纯,工作队不走群众路线,包办代替,群众发动不起来,地主的威风没有打倒,煮了一大锅‘夹生饭’”。找出了“夹生饭”的原因之后,贺凌领导工作队重新审查和组织阶级队伍,她反复向贫雇农讲述革命道理和为什么要进行反奸清算,实行土地改革,提出了“砍倒大树重分地、挖掉坏根才团结”的口号。在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之后,贺凌主持召开了智新区龙城乡诉苦斗争大会,龙井镇和其他五个区工作队员和贫雇农代表也来参加,斗争并处决了恶霸地主×××。从此,智新区掀起了平分土地高潮,青年参军支前高潮和生产高潮。中共吉东地委非常重视智新区工作队的经验,除组织了经验介绍外,贺凌还亲自撰写了《我们怎样煮熟夹生饭》、《智新区动员参军的经验》等文章发表在吉林《人民日报》上。她在第六工作队虽然不足一年的时间,但她的领导才能,理论政策水平,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都给工作队员和智新区的广大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论是在工作队员会上,还是在贫雇农会或群众大会上,她深入浅出地讲述革命道理和我党的政策主张,听者口服心服。她作风朴实,深入群众,处处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坚持同工作队员同吃、同住、同劳动,亲自访贫问苦,龙城乡贫雇农的家门朝哪开,她都了如指掌。群众亲切的称呼她“贺大姐”。贺凌还非常重视工作队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她要求工作队员下乡时,决不许侵犯群众利益,要自己起伙做饭,要参加劳动,帮助贫雇农搞好生产。她经常强调工作队员要加强理论和时事政策学习。通过在斗争中直接考察,她先后介绍十多名工作队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培养了一批青年干部。曾在第六队工作过的队员如尹元铉、金东山、闵成镐、赵相奎、李子珍、柳云江、南英久、许粉淑等十多人,在离休前,都曾担任过地、县级领导职务。

1947年5月,中共吉东地委任命贺凌为龙井市委书记。不久,因贺凌休产假,地委又派申之澜任市委书记。贺凌休完产假上班后,改任组织部长,她不计较个人名位,愉快地服从组织决定,全身心地投入到抓建党和开办党训班的工作上。

1948年“三九”吉林市解放后,贺凌调任中共吉林省妇委秘书。同年9月,又调任辽南军区司令部政治协理员。1949年1月至1950年4月,又调到营口市,先后任胜利区区委书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委宣传部部长。她在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时,主要抓了营口市干部思想情况的调查。针对存在的问题,向市委提出:“(1)市委领导应加强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使干部明了,取得步调一致。(2)市委负责同志要亲自找干部谈话,让干部说出意见,然后分析其思想,解释疑难,批评其错误,主动解决其困难,求得分明。(3)要正规支部生活,针对错误思想,切实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4)实行定期鉴定的制度。”同时,她还主持了公开建党工作的经验总结工作。在任市委宣传部长时,她主持起草了《关于开展通讯工作的决定》。此外,还主持对全市干部文化结构进行了调查,提出了开展理论学习、政治常识学习的准备工作意见。贺凌主持起草的上述文件,虽然已过四十多年,但她当时提出的一些观点和意见,至今对于我们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仍具有现实的借鉴作用。1950年6月,她又调到辽阳市任过3个月的市委宣传部长。同年10月调到沈阳市,任近半年的学校党委书记。

1951年3月,中共沈阳市委任命贺凌为市委党校第一任专职副校长。她到任时,全校只有25名干部,3名教学人员。为了保证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现,胜利完成“一化、三改”的伟大历史任务,必须提高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她根据中央和市委的部署,呕心沥血,勤奋工作,在将近8年的时间里,不断充实教学人员,健全教研机构,到1958年底,教职员工已达106人,其中教员52人,培训县、区级干部6472人,有力地发挥了理论教育阵地的作用。鉴于她在组织领导培训干部工作中的功绩,1956年11月6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提任贺凌任中共沈阳市委党校校长。八年中,她把主要精力放在培养建立一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队伍上。当时,党校的绝大多数教员都是从各期学员中,选留有一定文化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的同志。但有些同志不愿从事理论教育工作,贺凌发现后,耐心地做说服教育工作。1953年,沈阳电工机械厂一位党委书记在中级班毕业后,确定留校工作,本人认为待遇不如该厂,不安心工作。贺凌亲自谈话,通过她的切身经历,谈应该如何对待名利,如何对待组织决定。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该同志终于转变了思想弯子,愉快地接受了新任务,后来成了学校的领导骨干,一直干到离休。对犯了错误的同志,她从不歧视,而是满腔热忱地给予帮助。1958年,党建教研室一位教员犯了生活作风错误后,思想消沉,并患了肺结核病在汤岗子疗养院疗养。他给贺凌写信,汇报了自己苦闷、消极的思想。她阅信后,立即委托党建教研室的一位同志代表她去看望,并拿出10元钱交代说,这是她个人自费.除买车票外,剩下的钱买水果,并带去《红旗》杂志,转告该同志好好学习,不要背包袱,早日恢复健康,返校工作。当去人转达了贺凌意见后,他感动地流了泪,表示让领导放心,一定正视错误,改正错误,振作精神,尽早返校工作。在培养提高教学队伍上,贺凌不仅主张送上级党校学习深造,而且强调参加社会实践,市里召开人代会、政协会,她都亲自带领无课的教员去旁听,还抽调一些教员去基层单位兼任职务,以及利用假期搞社会调查或参观工厂,以丰富感性知识。从沈阳市委党校编写的《校志》中看出,在现有34名副教授中,贺凌主持党校工作时的教员就占16位。贺凌在主持党校工作期间,她坚强的党性原则,组织观念,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品德和作风,给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1957年4月,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号召党员干部与群众同甘共苦。当时,党校有4位13级以上干部吃小灶,贺凌倡议取消小灶,与职工一起在大食堂进餐。市里部署的救灾、捐献、爱国卫生等活动,她都带头参加,贺凌还非常关心职工生活,她对住在校内的职工生活有困难的,常给他们的子女买些纸笔、文具和衣物。

1959年初,贺凌因爱人的工作变动,调来吉林市工作。省委决定,任命为中共吉林市委常委、文教部部长。同年8月1日,在吉林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又增选为副市长,主管文教工作。当时,正值“教育大革命”基本结束,教育战线经过整风、“反右”后,教师队伍、教师思想、教学工作都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需要统一认识,明确方向。她依然发扬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传统作风,经过3个多月调查,在同年8月10日市委召开的教育工作会议上做了报告。她强调:“今后在学校工作中,主要任务是提高教学质量,而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又在于进一步提高教师业务、政治质量”。如何提高?一方面她强调“马列这门科学,是一切科学的科学,不管学习任何专业的人,都必须学习马列主义。只有掌握了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思想方法,人们才能够从盲目的必然中解放出来,自觉地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另一方面,她强调“必须勤学苦读,丰富自己的科学知识,只有占有了丰富的渊博知识的人,才能成为一个人民的好教师。目前我们有许多才智渊博的教师,他们求知欲很强,爱惜每分每秒的时间,不使之空过,像这样的人,应该是我们所有教师的榜样”。她要求“今后在认真贯彻整顿秩序,提高教学质量的任务中,各校一定要很好地安排时间,保证教师的必要的学习时间。”她在报告中还提出:“在学术研究上,要贯彻百家争鸣方针,活跃学术研究的空气,提倡敢想敢说,勇于质疑,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只有如此,我们的学术思想才能活泼生动起来,才能在不断辩论中认识真理,提高学术思想水平。在学术思想上的争论,是由于认识理解不同,绝不允许拉到政治立场上分析批判。”当时正处于“大跃进”、“反右倾”的气候下,而贺凌却不随风摇摆,准确地提出整顿、发展教育事业的真知卓见,这是与她坚强的党性,马列主义理论素养,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分不开的。此外,她还与担任副市长的党外知名人士马宜麟密切合作,为发展吉林市的卫生、体育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正当吉林市人民需要这位具有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有卓越的组织领导才能、党的优秀领导干部为吉林市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更多、更大贡献的时候,不幸的事终于发生。1960年6月12日,贺凌同志突发脑溢血症,经抢救无效逝世。吉林市人民为缅怀她的功绩,举行了隆重的公祭仪式。中共吉林市委第二书记辛程同志在悼词中说:“贺凌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优秀儿女,忠实的革命战士。二十多年来,无论是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和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中,始终不渝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而积极工作。她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贺凌同志壮年逝世,是党和人民的损失。”公祭仪式结束后,她的灵柩安放到北山革命烈士陵园。

录入人:宫晓明    
上一篇: 于 杰
下一篇: 王效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