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导航

详细内容

 

浏览字体: 打印页面

于 杰

录入时间:2008-10-7 10:15:32 ┆ 浏览量:9458

(1917—1971)

于杰,原名窦长祥,曾用名窦少清,1917年出生于山东省临朐县辛寨乡东黑洼村一个经营地主家庭。几十年来,于杰在党的领导下,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新中国和平建设时期,一贯忠诚于党的事业,为革命和建设兢兢业业,认真负责,贡献出毕生的精力和才智。1971年12月病逝,终年54岁。

(一)

于杰的少年时代正处于旧中国军阀混战,土匪猖獗的动乱年代。1924年,7岁的于杰开始在本村私塾上小学,因土匪为患,学校时办时停,大半时间随家人逃难,直到1932年,才断断续续上完了初小。7月,于杰考入本县城里文庙高等小学,1934年高小毕业。由于他的记忆力特别好,所学内容粗读三五遍皆能背诵,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在功课上经常受到老师的赞扬和同学们的钦佩,在家里也因此深得长辈们的宠爱,父母常在人前引以为荣。

此期间,于杰有很多剩余时间和精力涉猎一些课外读物,读到了很多进步书刊,接受了新文化的影响,思想变化很大,开始关心社会和国家大事。起初,他还曾梦想当一个数学家,当他读到了鲁迅、茅盾和苏联作家的一些文学作品后,从中汲取营养,认识到当时社会的黑暗与不平,从内心滋生了一种反叛情绪,并决心当一个文学家,用笔来向旧制度宣战。

1928年,日本帝国主义借口保护侨民,公然出兵侵占济南,屠杀中国无辜军民五千余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济南惨案”(即五三惨案)。山东人民立即掀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运动,并得到全国人民的声援和支持。于杰当时虽在小学读书,但他也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声讨日本侵略者,控诉日本强盗血腥罪行的活动,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反日爱国的革命种子。

于杰虽出生在较富裕的地主家庭,但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环境决定了封建地主经济也是无法稳定的。11岁时因其祖父的病死,他的封建大家庭便解了体,从此,家庭经济每况愈下。国内军阀连年征战,苛捐杂税逐年增加,人民群众本已苦不堪言,再加上“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对中国人民实行其残暴的“三光”政策,山东同样深受其害,使本不发达的民族工商业受到很大打击,百姓陷入更加苦难的深渊。于杰父兄经营的缫彩厂因欠债甚多而倒闭,不得不变卖家产和土地还债,于是,家道逐渐衰落下去。

国家的内忧外患,家庭的意外变故,激起了于杰强烈的愤慨,使他陷入极度彷徨的迷茫状态。个人身单力孤,自觉无力回天,何处寻求国家的前途和个人的出路呢?

1934年,于杰高小毕业后,考入济南乡村师范学校读书。济南乡师是一所接受新思想新文化较早的学校,于杰很快适应了这里的学习环境,并充分利用这里的条件。如饥似渴地阅读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书籍以及进步报刊杂志,从而进一步认识了中国社会黑暗与腐败的根源,思想和眼界开阔了,精神也振奋起来。1935年,经进步同学的帮助和引导,于杰参加了学生救国联合会(简称“学联”),“一二·九”运动后改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被同学推举为民先队长。当时全国正处在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涨时期,他经常组织各种形式的抗日宣传活动,登台演说,印发宣传材料等,激励青年们的爱国热情,受到革命斗争实践的锻炼和考验,并得到地下党组织的关怀和培养。1936年3月,经地下党员白学光、高启云介绍,于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二)

入党后,于杰担任党小组长和“民先”分队长职务,他积极努力,工作热情十分高涨,至1937年夏,经市委决定,于杰又担任济南乡师党支部书记。不久,我抗日军队在津浦线杨柳青一带与日本侵略军奋战,济南各医院住满了伤员。于杰发动学生走上街头,宣传抗日将士的战绩,揭露日军的侵华罪行,组织民众募捐,慰问伤员。侵华日军步步南进,济南形势日趋危急,乡师南迁钜野,他便随学校流亡到鲁西南钜野县,拟赴延安学习。接上级党委指示,又徒步返回临朐,与本县同学王宇坤、王法慈、傅绍冉等继续进行抗日救亡活动。他们四处寻找党的关系,并以济南乡师学生特别是党员为骨干,广泛联系各地的爱国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人士,发展壮大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并于1938年7月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临朐县抗日救亡团,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于杰与同学李逸民在临朐书院小学以教学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当时伪教育科长刘志贞从中作梗,不断对于杰等人施加压力。于是,他们组织学生罢课,走上街头游行。这些行动得到周围学校师生的声援和支持,伪教育科长被迫离职。    1938年1月,日军占据临朐,一时血腥恐怖笼罩全县。这时,于杰一面外出到处寻找党的关系,一面联系进步青年,秘密组织抗日武装。同年夏,于杰到鲁东南特委找到特委书记景晓村,接上组织关系。9月,中共临朐第一届县委在瑞庄成立,于杰被推为县委书记。1938年10月淄博特委成立后,临朐县委隶属淄博特委领导。从此,在上级党的领导下,于杰和县委其他负责同志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联络同志,发动群众,发展党员,建立抗日武装。同年12月,临朐县独立团成立时,于杰亲率蒋峪一带的农民武装近三十人赶赴暖水河,参加独立团建团大会,并兼任独立团政委。

1939年2月,于杰被派到中共山东分局党校学习。结业后,组织决定将于杰留在党校,先后任支部书记、民运科长、总支书记兼组织科长。1941年,于杰被调任鲁中区委党校总支书记兼组织科长,后任山东鲁中区党委蒙山工委书记。从1942年6月开始,于杰任山东泰宁县委书记。这是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于杰一方面领导人民群众开展游击战,另一方面还要开展耐心细致的群众工作。他身体力行,深入到人民群众中,领导人民群众开展减租减息斗争,工作有条不紊,坚持每月末做一次总结,再布置下个月的工作。1943年,他被调任鲁中区委组织部组织科长,主管干部和组织发展工作。由于当时形势复杂,于杰以其惊人的记忆力把所管干部的档案材料都记在脑子里,上级领导问起干部情况,他都可以对答如流,被人誉称为“活档案”。

(三)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从关内老解放区抽调大批干部和军队挺进东北。1945年12月,于杰随山东干部大队来到东北。中共中央东北局组成30余人的土改工作团,任命于杰为团长。

根据当时东北局的指示,工作团确定了“发动群众,肃清敌伪残余”的工作方针,为土改工作扫清障碍。于杰率领工作团先后深入到黑龙江省密山、鸡西、林口等地农村,发动群众,搞减租减息,反奸清算斗争。那时东北地区胡匪甚多,有的还为国民党所利用,斗争形势较复杂,工作任务很繁重。于杰知难而进,讲究策略,集中打击那些民愤大的汉奸、特务、地主恶霸势力,从政治上打倒,在经济上剥夺。根据省政府颁发的处理敌伪逆产和公有土地的政策和办法,将敌伪经营的工厂、矿山、银行、商店及公共设施等没收归国有,将日伪开拓地、满拓地、军用地等没收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所有,不仅扩大了民主政府的影响,而且为以后开展土改运动作了必要的准备。同时,在减租减息,对阶级的划分问题上,于杰非常谨慎,坚持原则,限度和分寸把握较当。在此基础上,于杰率工作团深入贯彻中央“五四指示”,放手发动群众,清算分地,着手进行土地改革。同时,对个别地区土改不彻底,走过场,封建势力没有彻底批判、斗倒而出现的“夹生饭”问题着手予以纠正,使土改运动得以健康发展,为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摸索出一定的经验。

1947年2月至6月,于杰调到合江省勃利地委任副书记,继续进行土地改革。

1947年7月,东北人民解放军在夏季攻势中取得重大胜利,吉南解放区扩大十余倍。于杰又被东北局派到吉南,任土改工作团团长兼吉南地委副书记。

为了更好地配合解放战争全面反攻取得更大胜利,中共吉南地委在磐石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新收复区工作的指示》,讨论、部署土地改革工作。会后,吉南地区和各县共抽调400多名新老干部,组成8个土改工作队,分赴桦甸、磐石、伊通和双阳4个县的新收复区,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

于杰带领一个工作队到磐石县东富区搞试点。由于新收复区当时还有小股胡匪搔扰,群众对党的政策不了解,思想顾虑很大,给土改工作增加了难度。于杰工作团便深入到贫下中农家中,一面调查摸底,掌握情况,一面向农民宣传党的土改方针和政策,启发他们的觉悟。工作团还组织召开贫雇农会议,向他们讲解穷人为什么穷,地主为什么富的原因,帮助他们算地主剥削帐,并从中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充实干部后备力量。群众初步发动起来以后,工作团又召开群众大会,进行典型诉苦,没收地主的土地、粮食、牲畜和浮财,分配给贫雇农。通过这一系列耐心细致的群众工作,群众认识到共产党是为群众撑腰作主的。顾虑也就打消了,斗争热情也全面发动起来。然后,工作团组织由贫雇农大会划定各家各户的阶级成分。给地主、富农戴上白布名签,以分清阶级阵线。对那些罪大恶极的地主、土豪、恶霸则加以关押,并给他们戴上高帽,游街示众,召开群众斗争大会,以打击地主阶级,提高群众觉悟。

于杰率工作队在东富区工作仅20天,就打开了工作局面,并总结了土改试点工作经验。他们在21个自然屯中开展60多个斗争,分配100多头牲口,500多间房子,起出地主恶霸1万万元(东北旧币)的浮产及几支反动武装的武器,处决了6个罪大恶极的坏蛋,提拔了37名积极分子参加工作队工作,同时组织了农会、民兵、自卫队,并建立了村政权。

此后,磐石新区的土改运动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掀起土改斗争高潮。

1947年11月20日,于杰工作队从东富区转到明城与烟筒山区,同时开展这两个区的土改工作。随着新区的不断扩大,磐石的呼兰、东富、黑石、细林等区联成一片,吉南新区开展全面的土改斗争,直至1948年初,土改运动基本取得胜利,贫苦农民彻底翻了身,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在领导磐石县的土改运动中,于杰善于总结运动中的经验教训,及时写报告向吉林省委和东北局汇报工作,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合理化建议,供领导决策参考。同时,他还写了许多经验性的文章,刊登在当时的《吉林日报》和《东北日报》上,给土改工作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借鉴。

1948年3月吉林市重获解放后,吉南地委撤销。5月份,于杰调回东北局,任组织部组织科长。

(四)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于杰仍在东北局组织部任组织处长。1950年12月参加伟大的抗美援朝工作,随中国人民志愿军到朝鲜前线,在志愿军后勤部任巡视员。

1951年3月,于杰奉调回国,被派到松江省任省委常委兼秘书长,后任松江省政府副主席。1954年,黑龙江、松江两省合并为黑龙江省,于杰任副省长、省委常委兼农工部长。此期间,全党的工作中心是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于杰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按照省委的统一部署,为黑龙江省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做了大量工作。他参与制定全省过渡时期农业发展规划,并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确定适合全省农业生产实际的具体指标和实现这些指标所采取的有效措施。

从1951年开始,于杰便带领工作组到农村蹲点,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培养了“团山子”、“新农集体农庄”等典型社,省委把他们的办社经验在全省推广,迅速发展成29个高级社,到1953年,全省组织起来的农户已达85%左右;共试办了788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当年就多打了粮食,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这期间,于杰经常深入基层,具体指导。在他的主持下,省委总结了筻城县希勤村对合作化运动的“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典型经验。

在合作化运动中,双城县委组织了县区联合工作组于1953年10月20日深入到十三区希勤村。当时,希勤村在建社的过程中出现了排斥贫困农民入社、领导骨干过分集中、互争骨干社员闹不团结等现象。工作组深入调查,制定计划,加强领导,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既不包办代替,又不放任自流,把工作重点放在培植村党支部的工作上,依靠党支部团结办社的骨干积极分子,引导群众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不抛弃贫困农民和老弱劳动力,把劳动力、牲畜的强弱尽量做到合理搭配,把全村农户都吸收到合作社里来。省委一方面肯定了双城县希勤村合作化运动的成绩和经验,是“领导合作化大发展的一种创举”;一方面总结了它的重要作用。毛泽东主席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中高度赞扬了这一办社经验,并号召全党认真学习。七届六中全会后,高级社在全国迅速发展起来,在这一运动中,黑龙江省在全国起到了重要的先导作用。于杰也因此成为当时全国的先进典型。

在爱国丰产活动中,为了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于杰还提出和推广“等距宽播、间苗保苗、合理施肥”的新栽培法,并继续贯彻互助合作与改革农业技术相结合的方针。他还特别强调在办好合作社的前提下,农村工作应以农业增产为中心,提出“集中力量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并“尽力扩大耕地面积”,“大力发展畜牧业”等重要主张。同时,他还妥善部署了移民开荒工作,以推动全省农业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号召开展以农业增产为目标的全省农业社会主义竞赛活动,以推动农业生产的健康发展。

为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方针,指导农村工作,于杰特别注重调查研究。多年来,他每年都安排干部到农村蹲点搞调查,他自己也经常到农村调查情况,再根据调查结果部署下一年的工作任务,有的放矢地制定农业发展计划,这已经形成了他的习惯和规律。

1956年5月,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精神,省委责成于杰主持制定“黑龙江省十二年农业发展规划”。于杰认真研究中央文件精神,结合黑龙江省农业生产状况,几经上下酝酿讨论,最后形成《黑龙江省贯彻执行中央关于(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规划方案(草稿)》,经省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颁发各地贯彻执行。

1957年9月,于杰又参与主持了省委关于讨论“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并按要求提出修改意见,呈报中央供中央修改纲要时参考。他们结合本地实际,对“纲要”逐条逐句研究,做了大量细致的讨论和修改工作。

为加强地区一级党政领导,1958年8月,省委调于杰任嫩江地委第二书记兼嫩江专署专员。面对当时“大跃进”形势,他深感一切工作都应从实际出发,写了《既要有火热的革命干劲,又要有冷静的科学头脑》一文,刊载于省委机关刊物《奋斗》1959年第二期上,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1960年5月,于杰奉调中共黑龙江省松花江地委任第二书记。11月以后,他历任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书记处书记,继续主管农村工作。

他很注意研究和贯彻党在农村工作中的各项政策,反对领导农业上的瞎指挥,反对征过头粮,反对农村所有制关系的过快变化。他特别提出要调整粮食征购指标,减轻农民负担。对于农村实现“四化”(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化肥化)问题,他主张从黑龙江省的实际出发,量力而行。提出农村公社机械化的途径是实行社队自购、自管、自用;农机具的装备要按黑龙江省杂粮区的特点来配套;随着农业机械化的逐步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要因地制宜,开展多种经营。在这方面,于杰一直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这一原则的表率。

针对黑龙江历史上农业耕作粗糙、经营粗放的落后习惯,为扭转单产不高、总产不稳的问题,于杰狠抓了以防旱治涝为主的农田基本建设和高产稳产的试验工作,创建了全省高产试验中心,提出了“粪足、种良、地塇、苗全、地不荒”的高产稳产的生产方针并组织具体落实。他十分重视农业科研工作,主张农业科研要面向农业生产,并组织省内农业科技专家、学者参加高产试验,取得了一定成果。

抓粮先抓肥,解决粮食低产问题是于杰指导农业生产一贯坚持的作法,已成为他的一大特色。为了保证粮食增产,增加地力,他多年来一直提倡和执行农村的“五有三勤”  (即:牛马有棚、猪羊有圈、户户有厕所、队队有沤粪坑、社员有灰仓;对棚圈要勤起、勤垫、勤打扫)。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他积极贯彻以农家肥料为主、化学肥料为辅的方针,坚持常年积肥与季节突击积肥相结合、集体积肥与社员家庭积肥相结合的原则。在具体做法上,采取以生产队为单位普遍建立专人、专车、专马的“三专”制度;充分利用人畜粪尿、绿肥、城市粪肥等一切粪源,积极进行造肥,建立社员投肥和合理确定投肥报酬相结合的制度,调动社员家庭积肥的积极性。他经常下乡搞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根据黑龙江省农业生产的实际,提出了“养猪积肥,增产粮食多养猪”这一良性循环措施,不仅增加了农业生产,而且成为农村综合性环境治理的一个良策。为了更好地实施这一举措,他还在五常亲自蹲点,搞实验,抓典型,以点带面,全面推广,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得到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拥护和支持。

在种子建设方面,于杰狠抓了采用良种工作,在全省范围内迅速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的良种繁育推广体系,做到了省、专(市)有原种繁殖场,县(市)有良种繁殖场,社社有良种队,队队有种子田。具体在选种和留种工作中,做到了除杂去劣,拔除病株,实行单割、单拉、单打、单保管。根据不同作物分别采取片选、块选、穗选、棵选等田间选种方法,并做好良种的收购和管理工作。

当时的《黑龙江日报》的社论就有三大方面内容,一是“抓粮先抓肥”,二是“种子建设”,三是“抓好夏锄”。当时于杰提出的这些主张和做法在全省很是轰动,影响极广,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1964年10月至1966年5月,在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期间,于杰先后担任阿城县和呼兰县社教工作总团负责人。在社教中,于杰根据当时中共中央的有关政策,按照“左”的指导思想抓了农村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但是,在蹲点的地方,他强调了运动成果要落实到农业生产上,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运动的损失。

于杰在阿城蹲点搞“四清”,清理干部经济上的问题时,工作相当深入,作风朴实,讲究原则,谨慎从事,并认真贯彻群众路线。他身体不好,患有严重的肝病和风湿病,下乡蹲点他都要带着药壶和膏药,带病坚持工作,天天起早下基层。于杰身穿当时工作队的统一服装,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老百姓都不知道他竟是省委书记。他和其他人一样,每天很早起来背着粪筐去拣粪,白天和农民一道参加劳动,晚上和大家一起住火炕,完全和群众打成一片。就这样,他一边劳动,一边与老百姓谈心,深入了解老百姓的思想和生活,使他能够收集到第一手材料,经常研究总结,有的放矢地开展工作。

“文化大革命”初期,他一直还坚持工作,仍主管农业,认真组织农业系统抓好农业生产,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他仍坚持以农业生产为中心,继续提倡“抓粮先抓肥”、“搞好种子建设”和“抓好夏锄”等正确主张,造反派说他不突出政治,把他打成右派。后来,其它领域已经很乱了,造反派们看他主管的农业还乱得不够,便把他这个主管农业的“当权派”揪出来,要他罢官,他坚决不从。他被造反派拉到省委机关,戴上大高帽,和主管农业的厅局级领导们一起被批斗,但他坚持原则,立场坚定,始终没有同意罢官。

和许多领导干部一样,他被罗织罪名,戴上“修正主义”帽子,横遭诬陷和迫害。在文革那种十分艰难的工作环境中,于杰继续坚持工作,坚持实事求是,白天被批斗,晚上仍坚持开碰头会。他敢于坚持正确意见,看到省委领导干部挨批斗,就到东北局去找领导汇报,他一直主张:有什么大问题在党内不能解决,非让这些孩子们出来闹?

1967年3月,黑龙江革命委员会组成,于杰作为革命领导干部代表被结合,1970年被任命为黑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在1971年8月中共黑龙江省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于杰被选为省委书记,主管全省的经济工作。他顶着巨大的压力,为保证经济工作减少损失,正常运转,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于杰在长期革命工作中积劳成疾,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身心受到很大损害。   1971年12月20日,在参加全国计划会议时,因急性心肌梗塞而病逝于北京。

录入人:宫晓明    
上一篇: 张文海
下一篇: 贺 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