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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海

录入时间:2008-10-7 10:16:36 ┆ 浏览量:13674

(1905—1978)

(一)

张文海,别名张君平、张吉人。1905年11月出生在吉林省长春县城西乡一户农民家庭。家里兄弟姐妹7人,他排行第四。全家人靠租种几亩薄田勉强度日。父亲张天铎,老实厚道,为人耿直。母亲勤劳贤惠,心地善良。在父母勤劳正直,乐于助人优良品德的熏陶下,张文海养成了吃苦耐劳,扶弱除恶的品格,这对他后来投身革命有深刻的影响。由于家境贫寒,张文海9岁就下地参加一些辅助劳动,不长时间,地里的活便样样都能干了。张文海15岁那年,家里有了积蓄,便开了一个小铺子,经营杂货生意。本乡有个恶霸名叫李子和,平素敲诈勒索,无恶不作。他经常到张家骚扰,寻衅滋事,遂发生纠纷。张家告状未赢,张天铎忧愤难平,大病一场。这场变故使张天铎下决心让儿子念书,以改换门庭。这样,张文海才入本地一所小学读书。

1925年春,张文海以优异成绩被学校保荐入吉林省立第二中学。这年寒假,张文海回乡得知小合隆恶霸邢仲三和当地驻军勾结一起贩卖鸦片,并依仗权势横行乡里。对此愤愤不平。由于他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帮助一个当律师的表哥抄写成文状稿,耳濡目染,张文海也粗通些法律条文,于是他给贫苦百姓写状子控告这个恶霸,揭其丑行,扬其罪恶,最终将这个恶霸告倒了。此事颇使家人和乡邻们叹服,张文海因此也闻名乡里。

1928年春,由于苛捐杂税的盘剥,张家苦心经营的铺子被挤垮了,全家人的生计又成了问题,张文海面临着辍学的危险,张天铎虽不识字,但思想开通,尽管全家温饱已无法保障,但他仍决意供儿子念书。他典当了家里仅有的一垧地,给儿子凑足了学费,供张文海继续求学。父亲的支持温暖着张文海的心,他深知父母节衣缩食供自己上学的艰辛,因此发愤苦读,以报父母养育之恩。这年秋天张文海考入吉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这所学校是吉林省最早创办的学校之一。这里的教师多数毕业于北师大,受“五·四”以来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思想活跃、学术民主,提倡自由平等。张文海入校后,经进步教师循循善诱的启迪,如涓涓细流滋润着张文海的心田,使他看到了校园以外更广阔的天地,懂得了许多从前不懂的道理。面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黑暗社会,张文海久久地思索着,他痛恨人间的不平,对不劳而获的寄生虫表示强烈愤恨,对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劳苦大众则寄予无限的同情。在进步教师的帮助下,张文海开始接触革命思想,努力追求真理,把自己的前途和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1928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特别是东三省的侵略,乘张作霖与蒋、阎、冯等新军阀作战不利节节败退之机,趁火打劫,威逼张作霖签订“满蒙新五路密约”,企图在东北修筑”五路”。不甘屈服的吉林人民被激怒了,立即掀起了强烈的反日斗争风暴。张文海和张新民等组织几百名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他们到处奔走呼号、登台讲演,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并成立查抄日货小组,走街串巷向民众宣传爱国思想,号召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在修筑吉会路条约上签字。学生们的爱国行动得到各界人士的广泛声援,反日爱国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反动政府慑于群众的力量,最终没敢签字,斗争取得了胜利。

1929年秋,吉林市筹备处处长刘芳圃,以开发吉林商埠为名,拟将主权出卖给日本人。消息传出,吉林全市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代表立即集合,公推“一师”张文海为省学联主席,决定立即通知各校学生马上结队到省政府请愿。张文海率领“一师”、“五中”、“女中”等校学生赶往省政府,他们沿途高呼“打倒卖国贼刘芳圃”,口号声惊天动地。当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行至省政府门前时,如狼似虎的军警手持机枪站在辕门外两侧。张文海毫无惧色,和学生代表一起冲进院内去见张作相。老奸巨滑的张作相问明学生的来意后,假惺惺的说:“你们要好好读书,吉林的事情我自有主张”。张文海双目圆睁,大声说:“国将不国,读书何用。我们强烈要求政府惩办卖国贼刘芳圃,马上取消卖国条约”。张作相苦着脸说:“这事我说了不算,得与沈阳研究一下”。说完转身走了。军阀政府迫于学生运动的威慑,只好将刘芳圃撤职查办。学生们得知这一消息,无不拍手称快。

随着革命思想在吉林的传播,教育界中追求真理、向往光明的志士与日俱增,一师校长张寿昌在任职期间,追求新学,提倡民主、支持学生爱国行动,深受全校师生的爱戴。这引起反动当局的恐慌,他们竭尽排斥打击之能事,用卑鄙手段将张校长挤走,取而代之的是原长春二中校长邹海嬴。邹海嬴是个不学无术,专会投机钻营的政客。他当二中校长时,独断专行,欺压学生,并利用职权贪污学生伙食费,是学界中臭名昭著的一霸。张文海在二中时和此人打过交道,深知他的底细。因此在邹海嬴到任之前,张文海和张新民就组织“一师”同学帖出反对邹海嬴的标语,并成立纠查队,手持木棒守卫校门。张文海还去信给在北京读书的“一师”毕业生,请求他们给予声援。同时集结学生代表,到省教育厅请愿,呼吁将邹海嬴免职,但不得结果。邹海嬴上任后,纠集一部分守旧派,极力阻挠破坏学生运动,打击迫害进步师生。在反动势力的高压下,张文海没有屈服,他勇敢地提出改革吉林教育,撤换教育厅长王柏康的主张,并提出成立长春旅吉学界协进会。张文海的主张得到广大师生的支持,1930年春,张文海被选为长春旅吉学界协进会会长。他以联络感情,发展家乡教育为名,在同学中宣传革命思想,抨击学校的腐朽教育和社会的黑暗,无情的揭露校长邹海嬴的丑恶嘴脸。张文海的革命行动触怒了反动当局,他们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吉林驻军头子熙洽指示教育厅将张文海开除,并下令吉林各校不准接收、聘用。反动势力的淫威没有吓倒张文海,反而更坚定了他反帝反封建、追求真理的信念。在“一师”同学盛士和、刘玉良的资助下,张文海于1930年底离开吉林,踏上了新的征途。

(二)

1931年春,张文海来到北平,在“一师”同学李幼耽的帮助下,入北平私立北方中学高中部三年级,同年秋考入北平中国大学政治系。入校不久,便爆发了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使日本侵略者长驱直入,仅4个多月,东北三省近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就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半壁河山狼烟四起,父老兄弟倍受蹂躏。这突然的事变使张文海悲愤满腔,激于民族的义愤,他积极地参加了抗日活动。张文海和同学们一起在前门、天安门等地方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登台演讲,集会游行。由于他思想进步,有胆有识,敢于仗义执言,关心爱护同学,在同学中有很高的威信,到“中大”不久便被选为校学生会主席。这时的张文海,思想活跃,迫切希望有组织地进行革命活动,这年11月,张文海经“青年列宁主义战士团”西城区负责人李导民介绍,加入了中国托派外围组织“马列主义学习团”。1932年夏,在一次会议上研究与陈独秀托派组织合并问题时,有些成员发觉走错了路,在会议上向托派分子进行了斗争,会后发表了退出宣言,张文海也退出了“马列主义学习团”。

1931年12月间,由北京大学发起的“南下示威团”准备到南京请愿,抗议蒋介石卖国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北平各校学生闻讯后,纷纷响应,张文海和好友王一夫变卖衣服行李作盘费,报名参加。一路上他们倍受艰辛,但抗日的烈火在胸中燃烧,他们早已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到南京后,学生们强烈要求南京政府立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并要求见蒋介石。虽几经周折,仍不得结果。12月17日,北平学生南下示威团与南京、上海等地赴南京的学生共万余人,在南京举行总示威,高呼“打倒国民党”、“打倒国民政府”等口号,气愤以极的学生砸了中央党部的牌子。这下惹恼了反动当局,警特们见人就抓,打死打伤学生数十人,逮捕百余人。张文海和同学们经过一番激烈搏斗,冲出了警特的包围。12月中旬,在反动军警的逼迫下,南下示威的学生满怀愤恨回到北平。

严酷的事实教育了张文海,面对日本的武装侵略,按兵不动,束手待毙,这是历史的耻辱。南下之行,使张文海进一步认清了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媚日投降政策的真面目。这期间经李向之的介绍,张文海认识了共产党员金铁城、孙容稷。共同的命运把他们连在一起,使他们情同手足,他们经常在一起倾吐亡国之苦,畅谈救国之道。在金铁城、孙容稷的帮助教育下,张文海的思想觉悟迅速提高。他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给劳苦大众带来光明前途。因而他接受了马列主义,由一个追求真理的进步青年成长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1932年冬,张文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踏上了为人类解放而献身的光明之路。

入党后,张文海全身心地投入党的工作。他以学生会主席的身份做掩护,经常深入到学生、教职员之中,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发展壮大抗日力量。他利用东北同乡的关系在校内外联络,团结了一批抗日积极分子,给他们讲抗日救国的道理,介绍进步书籍,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马列主义的火种,在“中大”到处传播。这年底,张文海任中共“中大”支部书记。这时的张文海只有27岁,但斗争的阅历使他显得老成稳重。他口才很好,讲演起来滔滔不绝,很有说服力。他那慷慨激昂的演讲,充满爱国主义的激情,激励鼓舞了很多人。

1932年,国民党反动派为了镇压学生运动,派大批便衣特务混入学校,并操纵、唆使一些右派学生散步反动言论,建立反动组织,扰乱进步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国民党特务头子陈果夫在查封了《华北日报》后到“中大”讲演,企图瓦解抗日救亡运动,打击进步学生力量。张文海等人及时识破敌人的阴谋,针锋相对地和反动派展开斗争。开会时陈果夫振振有词地说:“读书就是救国,你们现在首要之任务就是要搞好学业,不要过问国事,要相信政府。”学生们听的不耐烦,便按事先的安排,一个接一个站起来大声质问:“抗日救国,何罪之有”,“国难当头,要一致对外”。陈果夫被质问得张口结舌,看自己无法再讲下去了,便败兴而逃。反动派的气焰被压下去了,右派学生也灰溜溜的不敢明目张胆地搞破坏了。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留平学生失去了经济来源,生活成了问题。家乡被占,衣食无着,有的交不起房租,只好流落街头,饱受冻馁之苦。面对这种情况,“中大”党支部研究决定,要求政府帮助解决。1932年秋,张文海、王一夫、蔡景文、张新民以东北留平学生会的名义,集合4000多东北流亡学生到北平市政府请愿,要求政府帮助解决困难。市长鲍贵卿先是吞吞吐吐,说政府也有困难。被激怒的学生吼声震天,使他心惊胆颤,忙说:“大家等一下,我去商量商量。”说完就溜了。几小时以后传来消息。每人给两元钱。又饿又累的学生听说只给两元前,群情更加激愤,都不肯回去,席地而坐,继续请愿。子夜时分,大批凶似饿狼的军警连拖带打把赤手空拳的学生驱散。第二天,张文海等执行委员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派代表去张学良公馆,于是,张文海、王一夫、刘靖等一同前往。张学良的副官秦华接待了他们。学生们提出三条:1、要求张学良出兵收复失地;2、设立东北学生简易食堂;3、成立东北学生救济处。张学良迫于时局,除第一条表示要请示蒋介石外,其余条件均接受。这次斗争的胜利,使张文海看到了群众的力量,感到只要团结起来,就能够夺取抗日斗争的胜利。

张文海待人诚恳、热情,善于从思想上启迪帮助同学。因此,在大家心目中张文海象一盆火,谁有什么问题,都原请教他。有一个叫吴永福的中学生,年龄最小,家住广东,父亲经商,家里很有钱。兵荒马乱的年月,父亲怕他一个人在外出事,写信要他回家经商。吴永福不知怎么办才好,就找张文海商量。张文海亲自给吴永福的父亲写信,讲“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每一个热血青年都不能坐视国土沦丧”的道理。吴父深明大义,支持儿子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吴永福在斗争中逐步成长起来,他积极站岗、放哨、传递情报,并把家里寄的钱大部用于接济有困难的同学和作为地下党的活动经费。后经张文海介绍加入了团组织。

随着党的抗日救国方针在“中大”校园的广泛传播,党团组织的威信在同学中逐步提高。“中大”地下党组织抓住有利时机,积极发展组织,壮大党的力量。张文海发展党员既慎重又积极,他首先把那些爱国热情高,政治上坚定的同学介绍到党内来。同时还和家乡“二中”、“一师”的同学保持紧密联系,常给他们寄些进步书籍,并写信向他们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传递信息。刘居英就是在他的帮助下逃离日伪统治的长春,走上革命道路的。他还组织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团结互助,共同抗日,团结了一批进步学生,巩固了党在学校中的阵地。1932年冬,鲁迅从上海来北京省亲,为进一步唤起学生的爱国热忱,张文海等以学生会的名义邀请鲁迅到“中大”作了《文力与武力》的演讲,受到进步学生的热烈欢迎,在北平引起轰动。

1933年1月,张文海等人召集“中大”反日会同学开会,决定组织宣传队赴四郊宣传,并正式组织义勇军、慰劳队、募捐队。反日会的活动遭到校方反对,张文海被校方开除。张文海没有被反动派的气势汹汹所吓倒,他迎着反革命的逆流,劈波逐浪,勇往直前。这年的4月23日,是李大钊遇难6周年纪念日。在中共河北省委和北平底下党组织领导下,由河北省反帝大同盟、互济会党团负责,在这一天为李大钊举行公葬,张文海知道后心潮难平。李大钊是他久为敬仰的英雄,正是他“铁肩担道义”的献身精神,引导自己走上了革命道路。虽然李大钊牺牲了,但革命的火炬是不会熄灭的。张文海勇敢地承担起宣读祭文的任务。事前张文海按党的指示,在西城区组织进步学生编写印刷李大钊传略、遗像,制做党旗,印刷传单、宣言和标语,做好了充分准备。4月23日这一天,天空阴沉,细雨绵绵。送葬的人流从妙光阁街的浙寺出发,向西单缓缓而行,沿途上不断高呼:“李大钊先烈精神不死!”“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等。惊天动地的口号把沉睡的古都震醒了,许多围观者不断加入送葬的行列。队伍行至西单排楼下举行路祭,只见全副武装的警特如临大敌,戒备森严。面对荷枪实弹的军警,张文海毫无惧色,代表北平各群众团体宣读祭文。他声音悲壮,慷慨陈词,祭文历数当局时弊,公开谴责蒋介石勾结张作霖联合反共杀害李大钊等人的罪行,赞扬李大钊救国救民的崇高思想,讲到激动之处,他声泪俱下,台下听者无不为之动容。这时只见队伍中时飞出无数“纸钱”,上面印着红色标语“打倒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早以伺机捣乱的军警此刻凶相毕露,他们挥舞着警棍蜂拥扑来,驱打公葬队伍。周围的革命群众马上冲上来将张文海掩护起来,趁着乱劲,张文海跳上一姓金同学的自行车,两人冲了出去。

1933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影响下,共产党员吉鸿昌和爱国将领冯玉祥、方振武在张家口成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举起抗日义旗,北上痛击日寇。为加强对抗日同盟军的领导,党组织从北平抽调一批青年学生参加抗日同盟军。张文海受党的派遣到抗日同盟军张家口“五工委”任工委书记,化名张君平,他先在16军工作,后又到18师。18师是我党直接领导的队伍,党的力量较强,从师长到营长绝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士兵当中也有不少党、团员和由我党派去的青年学生,部队政治空气浓厚、战斗力强,故有“北方红军”之称。8月,由于蒋介石的破坏,抗日同盟军失败,张文海回到北平。

这时的北平时局吃紧,不宜行动,张文海便住到北平铁狮子胡同关俊彦(曾任吉林省政协副主席,已逝世)处。关老于1932年举家迁入北平,他以社会职业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凡东北革命者遇到危险都到他家避难,他家成了秘密联络站。在这里,白天,张文海给关老的儿子讲红军反围剿的胜利,讲抗日的形势和中国的前途;晚上,张文海秘密联络,从事党的地下活动。为把党的政策和策略变为广大群众的行动,张文海和王一夫办起反帝小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及国民党对外投降、对内反共的反动政策。当时条件差,设备简陋,环境险恶,有时连饭都吃不上,但张文海全然不顾,他以高昂的革命热情,夜以继日为党工作。

1934年6月,张文海奉命到北平临时市委协助书记刘靖做恢复北平地下党组织的工作。不久,由于叛徒的出卖,河北省委遭第二次破坏,刘靖被捕入狱,张文海和组织上失去了联系。长期的地下斗争,艰苦的生活环境,使张文海染上肺病,经常发低烧,同志们看到他熬红的双眼,疲倦的面容,总是劝他要注意身体,张文海总是乐观地说,“小日本不投降,我是不会躺倒的”。他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把一腔热血奉献给党和人民。他拖着虚弱的病体四处奔波,千方百计地找党,他经常去旧书摊翻阅报纸,想从中发现有关革命的消息。经过多方串联,张文海找到了原“中大”的几名同志,他们也在寻找党的组织,共同的理想把他们连在一起。他们成立了临时党支部,张文海任书记。因为失业,几个人都没有固定工作,身上经常是不名一钱,时有断炊之虞。张文海鼓励大家自己动手克服困难。他们办起了东北化学社,制做牙粉,专向东北军推销,并以此为掩护向东北军官兵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动员东北军调转枪口,对日作战。许多爱国官兵深受感动,表示愿意抗敌复土。张文海还通过两名在东北交通中学任教员的同志,发动组织学生反对专制校长,争取抗日自由。同时,积极设法营救被捕同志。他得知刘靖被捕后,由于监狱里的非人待遇,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他从自己微薄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给刘靖寄去。他们在严酷的斗争中,结成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1934年底,张文海病情稍有好转,他怀着急切的心情转辗到山西找党,又到平绥路康庄扶轮学校任教员。1936年初春的一天,张文海见到了北方局派到康庄领导工作的程静川,他象孩子见到了阔别多年的慈母一样,激动得热泪盈眶。经程静川介绍,张文海和北方局接上了党的关系。从此,他更加勤奋地工作,积极发展党组织,壮大党的力量。1937年6月经北方局批准,张文海任东北特别委员会书记。在东北特委的领导下,北平郊区等地都成立秘密抗日武装组织,并派共产党员、“民先”队员等加入国民抗日军。日益发展壮大的抗日力量,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

(三)

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根据形势的需要,8月份党组织指示张文海去太原接受心的任务。临行的前两天,恰遇“一师”同学刘居英,两人商定,结伴而行。

当时平津已陷落,北平站内防守严密,到处是日本兵,端着明晃晃的刺刀,杀气逼人,如稍有不慎,便会引来杀身之祸。8月14日,在等候上车的旅客当中有一位商人打扮的人,他30多岁,个头不高,头带巴拿马礼帽,身穿灰色西服,脚穿皮鞋,神态自若。在他身后站着一位大汉,头带草帽,身穿汗衫,手提一只皮箱,一副伙计打扮。他俩就是张文海和刘居英。二人巧妙地通过敌人的检查,登上了开往天津的火车。到天津后,二人又乘船经过一周的辗转跋涉,于8月下旬到达太原。在太原八路军办事处,他们见到了周恩来副主席和彭真,聆听了彭真做的形势报告。张文海做好了长期抗日的思想准备。为适应新的形势发展,组织上决定派张文海到“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任组织部部长兼副书记。他根据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团结东北军中广大官兵,宣传我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并注意在东北军内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和我党的组织发展。他将流亡学生吸收到部队里来,组成宣传队、民运工作队,进行各种形式的抗日宣传活动。

1938年3月,张文海和谷牧(刘曼生)受周恩来的派遣,以中央长江局巡视员的身份到江苏新蒲万毅所在的国民革命军112师667团巡视。当时万毅任团长,是东北军里的一 位爱国军官。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使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日军步步进逼。眼见国土沦丧,激起万毅胸中满腔愤慨。1935年万毅通过刘澜波认识了“一二·九”学生运动领袖李昌、刘达,通过他们了解形势和学生运动的情况,表示拥护党的团结抗日主张。他吸收于克、伍志钢等先进青年到部队里来,开展一系列抗日救亡宣传,教士兵唱歌、识字,抗日救亡搞得十分活跃。张文海和谷牧到667团后,看到万毅部队抗日气氛浓厚,认为这是一支很有影响、很有战斗力的部队。团结、争取这支部队,可以进一步做57军的工作,扩大抗日力量。当时,东北军中,数57军党的基础差,急需组织党的地下“工委会”。经过研究,决定成立112师党的工作委员会,并由伍志钢任书记,谷牧、李欣任委员。“工委会”成立的第一件事就是发展万毅入党。“工委会”研究决定,由张文海和谷牧做万毅的入党介绍人。从此,万毅追随党、追随革命,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出生入死英勇奋斗。

4月张文海回到武汉,这时的工作更加紧张、繁忙。不久,因劳累过度,张文海旧病复发,经周恩来批准去延安治疗。5月中旬,张文海来到了日夜思念的革命圣地延安,先后到抗日军政大学和马列学院学习。他一面治疗,一面学习,身体恢复的很快。当时,延安军民为粉碎蒋介石的经济封锁,响应党中央、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组织开荒、种地、养猪、养鸡、办豆腐坊。张文海不顾自己久病刚愈的身体,样样工作走在前面,他艰苦奋斗,待人和气,从不炫耀自己是个老党员,不摆老资格。他对青年十分关心,经常和他们促膝谈心、交流思想,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和学习上的问题。当时杨虎城将军的儿子杨拯民才16岁,和张文海在一个班,他不会料理生活,张文海总是亲自动手帮他拆洗被褥。由于张文海乐于助人,很快成为同学中最令人信服的老大哥。在延安的7年,张文海更多地学到了马列主义理论。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念,同时受到延安精神和延安作风的熏陶。延安这座革命熔炉把张文海锤炼得更加坚强、勇敢。 

(四)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遵照党中央关于建立东北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张文海怀着急切的心情踏上了归乡的路程。在沈阳他见到了老战友刘居英,刘居英是奉山东分局的命令去东北局工作的。老战友重逢,又是同路,格外高兴。到长春后他们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1945年11月,刘居英任长春特别市市长,张文海任秘书长。这时的长春,虽建立了民主政权,但处于苏联红军军事管制时期,中共长春市委还未公开。日伪残余势力勾结流氓、土匪制造恐怖气氛,肆意残害人民,制造事端,斗争异常尖锐复杂。面对这种情况,张文海根据党的指示,认真组织和发动群众,巩固民主政权。这期间他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从不喊苦叫累,他觉得为劳苦大众求解放再苦再累心也甜。

1946年2月,张文海调任吉林市政府秘书长。这时吉林市已成立了由沈越任市长的民主政府,这是光复后的首届人民政府。为了扩大统一战线,团结各阶层人士,吉林市在1946年2月16日召开了有各阶层人士、群众团体代表、上层民主人士、有影响的社会名流等参加的临时参议会,公开选举沈越、张文海、李玉纯等11人为吉林市行政委员会行政委员,并公推沈越为吉林市市长。经过这次民主选举,吉林市政府更加合法、更具有权威性,成为吉林市最高权力机构。张文海配合市长沈越清理、没收敌伪资财,发动群众,建党建政,改造旧政权,打击国民党反动势力,恢复和发展经济,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1946年5月,国民党军队侵占了松花江南岸和中长路两侧的广大地区,遵照中共中央“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指示,省政府撤往延吉,张文海奉命到延边老头沟亚麻厂工作。在此期间,国民党特务多次图谋加害张文海,都未得逞。警卫员担心他的安全,劝他少出头露面,张文海说:“干革命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穷人闹革命,求解放,就不能怕死”。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无所畏惧,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此时,盘踞在长春附近由伪军残余部队改编的国民党军队疯狂地反攻倒算,镇压人民。一天,他们到张文海家,将张文海的父亲五花大绑地捆在树上,要他劝儿子回来。张天铎这个老实的农民受够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气,他破口大骂,敌人恼羞成怒,凶残地将张天铎杀害了。并一把火烧了6间房子,又将张文海的弟弟押走。后来在乡亲们的帮助下,凑足了30石粮,才赎回来。张文海听到这一不幸消息,悲痛万分,他强压住心中的怒火,把仇恨化为力量,更积极地投身到肃匪反霸斗争中。

1948年3月9日,吉林市第二次解放。解放后的第二天,张文海便奉吉林省委的命令接管国民党市政府,3月23日正式成立了吉林市人民政府,沈越任市长,张文海任副市长。在东北局和省、市委的领导下,张文海配合市长沈越为建设一个新吉林做了大量的工作。

国民党占领吉林市22个月,给这座城市造成了严重破坏。新政府首先面临的就是如何解决市民的失业和吃饭问题。市政府采取了保护私营工商业的政策,以市长沈越、副市长张文海的名义联名发布了《保护私营工商业》的布告,在20天内召开了10余次工商业者会议,说明政策,深入宣传和教育,解除他们的疑虑,并向他们提供了1亿元(东北币)的低息贷款,提供焦炭、棉、纱等急需的生产原料,帮助他们解决具体困难。经过短期的工作,到4月份,大部分业户陆续复业,复业率达90%以上,为社会提供了较多的就业机会。与此同时,政府向极度贫困的工人、市民发放了救济款,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市政府还采取措施稳定了市场、平抑了物价,安定了人心。他们还动员全市人民进行大清扫、修补马路、疏通下水道,初步改变了国民党留下的破败不堪,混乱肮脏的城市面貌。作为城市基础设施的水电、交通、邮电各业以及与人民生活相关的文化教育等事业也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在基本完成各方面的初步恢复和建立比较稳定的革命秩序后,市委和市政府便开始了各级政权的建设。市政府完成了内部机构的建设,市内正式成立了内五区区政府,下建了47个街政府,1700个居民组。形成了市、区、街三级政权的完善机构。这为以后的各项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8年10月,长春市重获新生,张文海调任长春市副市长,张文海在吉林市时间虽然不长,但这一段正是我党对重获新生的吉林市接管与改造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吉林市政府的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绩,这其中张文海作出了重大贡献。

张文海到长春时,长春一同刚解放时的吉林市,是一个百孔千疮的烂摊子,特别是连年战乱,匪患频仍,造成工矿企业停产,社会秩序混乱,物价飞涨,人民生活贫困。面对百废待举的形势,张文海夜以继日,每天只睡4—5小时的觉。他协助市长邹大鹏做了许多工作。依靠人民政府没收敌伪资财,整顿机构,加强税收,发行公债,恢复革命秩序,大量救济灾民。经过一系列的经济措施和善后救济,迅速安排了长春市人民的生活。很快便把一个残破不堪的长春市整顿得市政井然,工商振兴,民生安定。不久,他任长春特别市市长,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五)

1950年8月,张文海调吉林省政府任秘书长兼卫生厅厅长。新的工作、新的环境,使他精神格外振奋。他决心用自己的努力改变我省卫生落后面貌。张文海认真学习、研究党的有关卫生工作的文件,仔细审阅各地汇报的材料,认真研究处理。他说我们没有现成的经验,必须结合实际,摸索、制定我们自己的具体政策。张文海常年累月深入到工厂、农村蹲点,搜集各方面的情况,广泛征求各界人士对改进卫生工作的意见。那时,我省西部地区鼠患为害,东部山区克山病流行,严重地危害人民的身体健康。看到我省农村缺医少药的情况,张文海心中十分沉痛。他认为卫生工作关系到千家万户,和人民的生命健康息息相关。只有组织群众自己起来,和不文明、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才能使卫生工作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因此他提出,卫生工作要和群众运动、生产斗争结合起来。他在实践中摸索出一套经验,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办法。他还亲自到街委参加劳动,打扫卫生,植树绿化。在不长的时间里,我省的卫生状况就有了明显改善,烈性传染病得到控制,人民的健康水平得到提高。由于张文海工作突出,多次受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表彰。在成绩和荣誉面前,张文海没有沾沾自喜、居功自傲,他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不断对自己提出新的要求。

1952年1月,美帝国主义为配合侵朝战争,在我东北地区投放细菌弹,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为粉碎美帝国主义发动的细菌战争,从中央到地方都成立了防疫机构,张文海任省防疫委员会副主任。当时在长白等地发现细菌疫情,那时正是寒冬腊月,北风呼啸,大学漫天,气温达到零下39摄氏度。张文海接到通知后,立即带着防疫队冒雪赶往长白。没有汽车,就乘马车,一路上风餐露宿,日夜兼程赶到现场,使疫情及时得到控制。反细菌战全面铺开以后,为开展治疗工作,在长春市设立了传染病医院。为防止疫情蔓延,又在长白、安图等地设立检验站。每发现情况,张文海都直接向周总理汇报,及时得到中央的指示。在领导反细菌站的过程中,张文海感到,防疫队是保护人民健康的一只轻骑队,在他的提议下,县、地、市逐级成立了防疫机构,并利用每年冬季办培训班,提高防疫队员的政治、业务素质。30多年来,防疫队为保障人民健康作出了重大贡献。

解放之初,我省中医队伍面临着后继乏人的境况,一些有名望的老中医因在日伪统治东北时做过事,而没有被起用。张文海认为新中国的卫生事业需要大批有能力、有专长的人。对这些人不能晒着不管,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在使用的过程中加强培养教育。王家凯是一位很有名望的大夫,但由于社会关系复杂,没人敢用,张文海力排众议,亲自把他请出来,合理的安排了工作。

张文海为人热情、耿直、敢讲真话,勇于坚持原则。1952年,“三反”运动中,周化南受某一案件牵连,被关进监狱。张文海和他是中学同学,曾一起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两人相知相交很深,张文海不相信他会有罪极力为其争辩。后来周化南在狱中因胃出血,生命垂危,张文海知道后,不怕受株连,亲自将他送进医院,指示医生一定尽全力抢救,终于挽救了他的生命。现在周老回忆当时的情景,仍然心潮难平。

随着卫生事业的蓬勃发展,张文海逐渐感到,要成为好的领导者,必须精通本职业务。为尽快使自己由外行变内行,他以顽强的毅力向科学进军。身上带一个小本子,走到哪学到哪,把学习的知识随时记下来。工作之余,他经常是手不释卷,认真阅读有关医学方面的书籍。久而久之,他掌握了许多医疗方面的知识,尤其是对中医的病理、中药的药性等,有较深入的研究,从外行变得较为内行了。后来他在兼长春体育学院院长时,由于通医道,能处理一些常见病,运动员都亲切地称他“编外保健医”。

(六)

1954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张文海为吉林市市长,11月,吉林省委组织部决定张文海为吉林市委常委。此时的吉林市已走出了恢复时期的重重困难,全市人民正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开始轰轰烈烈的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整个吉林市像是一个大工地,呈现一片繁忙的景象。张文海到任后,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工作当中。

一五期间全国156项重点工程中,吉林市有7项,如何保证这些重点工程的按期完成和提前完成,是当时吉林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为此,吉林市委发出了《关于加强国家重点工程的领导,动员一切力量支援与保证国家重点工程建设计划按期完成和提前完成的决议》。根据市委的决议,张文海率领政府各部门全力以赴支援重点工程的建设。他十分注重加强支援重点工程建设的政治思想动员和组织领导工作,注意教育全体干部和全市人民提高社会主义觉悟;认识重点工程的重大意义,树立全局思想和整体观念,克服本位主义、地方主义等错误思想。积极主动地做好支援工作。同时强调加强支援工作的预见性和计划性预先做好支援准备工作。在人力、物力方面,他指出要做好砖、瓦、砂、石、小五金等地方建筑材料的生产和供应工作,做好非国家平衡调拨物资的加工订货与生产供应工作。不仅要及时供应,还应保证质量,降低建筑成本。要加强劳动力、运输力、粮食、蔬菜、副食品以及水电交通的平衡调拨与供应工作;积极努力做好广大职工的卫生保健、医疗、防疫工作,活跃建筑工地的文娱生活,借以提高广大职工的建设热情。张文海在抓支援重点工程建设工作时,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要抓住重点工程在吉林市建设的契机,借以发展吉林市的地方国营工业。他指出要大力发展为重点企业生产服务的协作生产企业,要经常做调查研究,了解与熟悉国营大厂的建设与生产需要,试制新产品,制造适合国营大厂需要的产品。根据他所了解的情况,他指出,染料厂需要的盛装染料的木桶、炭素厂包装所需的木箱及木箱板,吉林市的木具厂和木器厂就完全能够生产;化工厂需要盛装硫酸的耐酸陶器,吉林市的陶瓷厂即可生产等等。这就为吉林市地方工业的发展打开了一个新的方向。吉林市政府在省委、省政府、市委的领导下,带领全市人民艰苦创业,发愤图强,终于在1956年底提前完成了以7项重点工程为主要内容的一五计划,奠定了吉林市工业化的基础,形成了以化工、冶金、电力为龙头的重工业格局。吉林市各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五前吉林市人口约36万,到1956年以达到54万人;1952年的哈达弯和江北还是农业区人烟稀少,到1956年一是厂房林立,职工宿舍、商店、马路联成一片的市区。总的面积比原来大了一倍,等于又建了个吉林市。全民工业总产值1952年为23697万元,到1956年为49201万元,增加了一倍多。同时,吉林市地方工业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市属工业总产值由1952年的2133万元发展到1956年的5920万元,增加了2倍。这期间吉林市还成功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短短4年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同7项国家重点工程的建成投产分不开的,这充分说明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的正确性,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里也凝聚着张文海同志的智慧和汗水。

张文海在吉林市期间对工作抓的细、抓的紧。此时他已年过半百,但仍不辞辛苦经常同年轻同志一起上山下乡搞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他关心群众的切身利益,哪怕有一点可能给人民群众生活带来不便的事他都要过问,1955年6月,吉林市一度出现交通比较混乱的情况,张文海经了解得知这是由于有些部门常抽出交通民警做别的工作,原定的交警编制也被压缩。他立即指出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交通安全是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的大事,不能有丝毫马虎。经他亲自过问,有关部门不再抽调交警,交警的编制也如数下达了。张文海在任吉林市市长前是省卫生厅厅长,因此他十分清楚环境卫生对人民群众健康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影响。就任吉林市市长后他在中央、省、市委的领导下,大张旗鼓地开展全民爱国卫生运动,大力整治环境卫生,成绩斐然。出现了新地号街等全国卫生模范街。吉林市有名的(窑坑)过去是出名的脏乱,经他整治后面貌一新。当在吉林市工作过多年的副省长于克同志来吉视察时,都为之折服。张文海在吉林市工作时,仍然保持着他一贯的敢讲敢于的原则,1957年反右斗争时,张文海对卫生系统的一些同志被化成右派有不同意见。多次为他们仗义执言,保护了一些同志。即使是被定成右派的人,张文海也主动和他们接近,帮助他们去掉思想包袱。吉林市妇产科医院大夫金兰成被定为右派后,思想苦闷,情绪消沉。张文海顶着重重压力,多次找金兰成谈心,鼓励他相信党,努力工作,使金兰成在困境中增强了信心和勇气。张文海总是这样在别人遇到困难时热情相助,送去党的温暖。从他身上,人们看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

一五计划胜利完成后,全国人民又在党的领导下开始第二个五年计划编制工作。在编制二五计划期间吉林市的工作时张文海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结合吉林市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些好的见解。他认为在制定二五计划时,首先必须将第一个五年计划总结一下,吸取经验、接受教训来做好第二个五年计划:在考虑二五计划各项指标时,他认为必须合乎国家总的要求和吉林市经济发展的情况和经济活动的情况,特别是国家大厂的建设以及城乡生产力的发展、城市人口的增加等情况;必须充分考虑到主观力量和客观条件,不能单独从主观愿望出发,必须实事求是,即不能保守也不能冒进,要瞻前顾后、左顾右盼全面安排考虑;他强调必须贯彻勤俭建国的方针和本着增产节约的精神,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就地推销,同时也要考虑全国生产情况和需要,搞些有原料也有销路的产品。这些见解是十分精辟的,对编制二五期间吉林市的工作计划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张文海在吉林市工作了4年,对吉林市的各项事业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吉林市人民对这位老市长有着深深的怀念之情。

(七)

1958年11月,张文海任吉林省副省长,负责抓体育工作。这时张文海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党和人民对自己寄予这样大的期望,就是豁出这把老骨头也要干出样子来。他一头扎进体育学院,全面了解体育运动情况。经过一个月的调查了解,他初步掌握了情况,提出了大胆的设想。他认为,体育要上去,关键是人才的培养。而当时的长春体育学院,(1960年11月更名为吉林体育学院,1962年11月改为吉林省体育学校)是以吉林师范大学体育系为基础建立的。他所面临的状况是人才缺乏,设备简陋,学员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这种局面不适应飞速发展的体育事业的需要,必须进行改革。他提出“两条腿办学”的方针,指出既要考虑到当前需要,又要考虑到长远发展。在他的提议下,体院成立了运动一系和运动二系,根据学员的文化素质、专业技术编班。这样既培养了优秀运动员,又培养了体育师资力量。今天,我们面对中华腾飞的体育事业,不能不佩服张文海当时的远见卓识。

为充实和加强我省的体育队伍,张文海亲自到全国各地招聘人才。从1959年到1964年六年间,他先后从北京、辽宁等地调入几十名有业务专长的教练员、运动员到吉林省工作。1959年,国家“八一”冰球队被迫下马,张文海不辞辛苦,多方奔走,最后将“八一”队的全部人马调入我省。这些优秀的体育人才,为我省的体育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由于张文海的重视和领导,体院形成了重知识、重人才的良好作风,至今仍为体育界的老前辈所称道。

为使运动员有良好的训练、生活环境,张文海还向东北师大兑换、购买了大约1500平米的3幢楼房,解决了办公室、教室和运动员宿舍,并先后修建了训练馆和露天球场。这些体育设施的建立,给运动员带来多大的激励和鼓舞啊!1962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运动员体力消耗大,营养跟不上,许多人得了肝炎。张文海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领导全院师生自力更生办农场,解决了副食品供应不足的困难,那些年,体院的发展和建设,时时牵扯着他的心,他常为此寝食不安,并不断描绘着体育事业发展的蓝图。他在体育项目的设置上,主张从我省的实际出发,扬长避短,发挥优势。1959年,在第一届全运会上,国务院副总理贺龙指示,吉黑两省具备发展冰雪运动的条件,希望把冰雪项目搞上去。国家体委根据贺龙的指示,要求吉林选个合适的场址。张文海回省后积极主张建设高山冰雪场。经省委批准后,张文海不顾自己年高体弱,带着踏查小组,亲自到长白山勘察。长白山山高林密,当时正处冬季,积雪过膝,坡陡路滑,有的地方汽车上不去,他就以步带车,拄着树枝到处踏查,踏查小组历经一个多月的时间,详细收集了长白山周围的有关地质、气候、雪质等各方面的资料,为修建长白山冰雪场取得了可靠的数据。在张文海的直接领导和支持下,长白山高山冰雪场只用了一年时间就落成了,这是我国第一座高山冰雪场,是培养冰雪运动员的基地和摇篮。

张文海热心体育事业,更关心年轻一代的成长。他在体院时“爱兵如子”是众所周知的。他对运动员在思想上和训练上严格要求,他常告诫运动员“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鼓励运动员树雄心立壮志,为祖国争光、为人民立功。他经常到训练场地检查队员训练情况,以及遵守训练组织纪律的好坏,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同时,他在生活上又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运动员。他认真贯彻国家体委提出的,医疗监督保健制度,以增强运动员的体质,适应艰苦训练和比赛的要求。他从各地调来高级厨师,并建立了卫生室,配备了医生、护士。他还为运动员修建了浴池,改善了卫生环境。这一切对保障运动员的身体健康,提高运动员的技术水平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张文海主管体育8年,大部分节假日和业余时间都是和运动员在一起度过的。他经常深入到运动员宿舍和他们谈心,了解他们在想什么,有什么困难,和他们心心相通。运动员们也喜欢他那耿直、坦率的性格,和他无话不谈。1959年全运会期间,为加强战前训练,张文海亲自督阵挂帅。训练场地,寒风刺骨,北风刮到脸上象针扎一样痛,在这样寒冷的天气里,张文海连棉帽子也不戴,指挥运动员进行战术演习。除夕之夜,身为一省之长的张文海,放弃与家人守岁的机会,和运动员一起欢度节日之夜。

1966年初,波兰冰球队来我国访问比赛。长春是波兰队访问的第一站。如何打好这场球,许多人信心不足。当时波兰队已升入世界A组,实力很强。而我们只是C组,相差悬殊。加之客观物质条件差,困难很多。张文海则认为,只要我们敢于拼搏,打出风格,就能塞出水平。赛前他做了思想动员,鼓励运动员增强民族自信心,积极努力,团结战斗,发挥出最好水平。全体运动员牢记党的关怀和人民的期望,在比赛当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敢打敢拼,互相配合,终于以2 :1战胜波兰队,为祖国争得了荣誉。

张文海历来主张,对有突出贡献的教练员、运动员要给予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鼓励,并选拔尖子运动员到上一级体育院校深造,为他们创造成材的条件。他的这些做法深受教练员、运动员的欢迎,使他们在国内各大比赛中创造了好成绩,推动了我省体育事业的发展。

十年动乱,张文海遭受到严重迫害,多次挨批斗,并被投入监狱,关押达6个月之久,使他在精神和肉体上受到了严重摧残。

粉碎“四人帮”后,张文海精神焕发,主动找有关领导要求工作,并规划出我省卫生、体育工作的美好远景。他在任省政协副主席期间,虽然年逾古稀,但斗志不减当年,工作起来不知疲倦。他雄心勃勃,要在有生之年为吉林省的“四化”建设大干一场,不幸于1978年6月13日因病在长春逝世,终年73岁。

张文海参加革命40多年,在实践中不断冶炼着对党的忠诚和崇高品德。他严格的用共产党员的标准衡量和要求自己,和党同心同德。他工作任劳任怨,勤勤恳恳,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勇于吃苦,乐于助人。他在生活上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他襟怀坦白,光明磊落。他为吉林人民做的大量有益工作,人民将永志不忘。

录入人:宫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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