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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 原

录入时间:2008-10-7 10:19:58 ┆ 浏览量:9815

(1906—1990)

 

孔原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外事战线活动家、新中国海关开拓者。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奋斗了一生,在党的组织、海关、外交、外贸、对台工作和隐蔽战线上做出重大贡献。

(一)

孔原,原名陈开元,化名田夫、石心,汉族,于1906年9月6日生于江西萍乡安源一个手艺人家庭。孔原的父亲是一位安分守己的人,以理发为生,社会地位低下。因家境贫寒,孔原在十一、二岁时便在安源一个杂货药店当学徒,受尽了师傅的凌辱。他自小在安源矿当工人的表哥童水生家长大,经常随表哥到矿上洗澡、打牙祭,得以目睹矿工的苦难生活。共同的境遇使他产生了对矿工的同情心,因而易于接受进步的革命思想。朝鲜被日本亡国后,一些爱国志士到安源进行演讲,宣传民主进步思想,对萍乡的革命运动有着一定的影响。表哥童水生经常带回一些安源工人俱乐部的各种宣传品给孔原阅读,使他从中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开始接受革命的思想,逐渐走上革命道路。

1924年秋,由湖南团省委派到安源,以安源工人子弟学校教员的公开身份从事革命工作的钟俊杰和安源矿工会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刘义,以团组织的名义,派孔原进入萍乡中学开创那里的工作。当时,考初中需要高小毕业文凭,孔原因读私塾没有文凭,他们就帮他搞到了别人的文凭。为了盖住文凭上原有的名字,孔原就填上一个笔划较多的名字——“陈铁铮”。这个名字就成为孔原以后在地下工作时党内的常用名字。经过一段时间的补习,孔原参加了考试,国文和算术都及格。他平时爱看小说,因此国文考得不错,从此,他便成了萍乡中学的学生。孔原进入萍中后,根据团组织指示创建萍乡青年团的外围组织——“互助社”,目的在于广泛吸引、团结和教育青年学生。还制定了章程,主要内容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反对压迫、剥削,提倡爱国、民主、互助、团结。“互助社”以萍中为中心,吸收了萍中的进步学生,还有一些手工业工人,由孔原任总干事。“互助社”的许多成员后来成为坚强的革命战士,也有一些人消沉动摇。1924年12月,孔原由钟俊杰和贺近仁介绍加入青年团。1925年春,由于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孔原很快由团转党,在萍乡城郊宝积寺举行了入党仪式。从此,他就在党组织的教育培养下,自觉地投身于萍乡的大革命之中。

孔原在萍中曾担任一个时期的学生会会长,经常组织学生读孙中山的书,学三民主义,举行演讲比赛,召开报告会,组织宣传队,开办夜校,油印刊物,散发传单,宣传国民革命,号召反帝反封建。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他组织学生搞纪念活动。那时,萍乡虽然是军阀统治,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存在和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使他们得以继续开展活动,追悼会在多处分别举行,规模最大的是安源。后来,为纪念孙中山,他们还成立了“竞志社”,意思是要完成孙中山先生的未竞之志。

1926年,为了配合国民革命军北伐,党团组织动员和带领群众支援北伐军,孔原等人任命到醴陵与北伐军联系,向他们通报消息。北伐军尚未进抵萍乡,军阀即望风而逃。9月上旬,北伐军进驻萍乡后,党团组织开始组织工会、农会、教职员协会、商会、学生会等群众团体,开展广泛的群众运动。

不久,孔原受党组织委托,随同安源工会领导人袁德生代表萍乡赴南昌参加江西省工人代表大会和国民党代表大会。期间,与江西省国民党部和工会组织建立了联系,从此改变了萍乡革命组织只与湖南省有联系的封闭局面。会后,孔原回到萍乡时,这里的革命运动已达到高潮,先后成立了县总工会和县农民协会,孔原被选为县总工会纠察部长,并担任国民党县党部常委兼监察部长。县总工会在县内几个大镇普遍建立行业工会,有理发业、缝纫业、土木业、鞋业等工会;建立工人纠察队;开办工人子弟学校;兴办消费合作社;开展劳资斗争,查封“元丰裕”即是一次较大规模的斗争。县农民协会在各区和乡村普遍建立了基层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队组织。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列举的14件大事,萍乡农民运动中大体上都涉及到,只是在规模和程度上有所不同。为了镇压土豪劣绅的反抗,国民党县党部与各革命团体联席会议决定:成立萍乡县审判土豪劣绅的“特别法庭”,由孔原出任庭长。一个不满20岁的剃头匠的儿子出任“法庭庭长”,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特别法庭”审理、审判、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如青溪恶霸地主喻孟甫和臭名昭著的叶紫萍等,从而震慑了反动势力,推动了农民运动的发展。

1927年春,孔原赴南昌参加由方志敏主持召开的江西省农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他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到武汉兵工厂秘密购枪,但枪还没有买成,国民党就已经叛变革命。长沙马日事变后,萍乡国民党右派于6月5日叛变革命,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镇压民主运动。江西省农代会后,组织上决定留孔原在南昌任省总工会组织部长,直到参加八一南昌起义。起义之前,大概有十几个安源工人来找孔原,由他介绍参加了起义部队。还有一些师生来找孔原,他也尽力为他们安排合适的工作。南昌起义时,孔原先后在革命委员会、农工委员会的劳工科和政治保卫处工作。不久,随部队南下,从此,离开江西。

1927年11月,孔原到上海,任上海沪西区工会组织委员、上海总工会秘书。1929年3月,中共中央组织部通知孔原和钱瑛及另外两位同志到莫斯科学习。孔原等一行四人数日后来到哈尔滨,几经周折找到了位于中央大街的党的秘密联络站“东紫阳果品店”,与苏方接上关系,苏方很快派人带他们从满州里越境。时值数九严冬,正赶上下大雪,守卫边界的奉军哨兵因避寒躲在哨所里,因而孔原一行得以顺利过境。到苏联后,孔原开始在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后来又被送到野营学军事。1930年秋,周恩来同志来到莫斯科,当时正值红军打下长沙,国内革命形势有了很快发展,他号召大家回国参加火热的革命斗争。有些在苏联呆了很长时间的学生不愿回国,受到大家的鄙夷,孔原等后去的同学虽然非常珍惜在苏联学习的难得的机会,但考虑到国内革命斗争更需要他们,便毅然响应党的号召,主动报名要求回国。1930年10月,孔原奉调回国,到武汉做兵运工作,后来到上海,在中共中央组织部任干事、秘书。1932年初调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后调任中共中央组织局组织部部长。1933年3月任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负责恢复和主持北方局工作。联系和领导了中共河北省委、陕北特委、建立了绥远特委、以及联系了河南、山西、山东等省的个别地方党的组织。1935年春夏之交,孔原离开北方,在上海中央局短期负责后,作为中共白区党组织的代表于同年7月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和国际互济会扩大会议,被选为国际互济会主席团委员,后进入列宁学院高级班学习。

抗日战争爆发后,孔原主动请求回国参战。1938年8月,孔原回到阔别三年的祖国,在由西路军余部组成的新疆督办公署新兵营任政治主任教员。1939年4月奉召到延安,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1940年5月孔原随同周恩来副主席经西安、成都到重庆。中共中央根据当时国统区的形势为了应付可能发生的突发事变,决定在南方局领导下设立西南工作委员会,管辖中共川东特委、川康特委、云南省工委、贵州省临时工委、湘鄂西区党委等工作,由周恩来直接领导。孔原任书记,由重庆到巴县木图镇转入地下,建立了秘密机关。不久,孔原被国民党发现,列入黑名单。11月间,博古、凯丰奉召回延安。为了保护孔原的安全,周恩来决定把他从地下党调回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接替博古担任南方局委员,组织部长。在此期间,孔原坚决贯彻执行党在国统区和沦陷区的工作方针,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对所辖地区党组织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为了准备应付国民党顽固派的更大迫害,周恩来根据中央的指示,决定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除少数人员外,分别分散隐蔽、转移和撤退。对有条件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在国民党统治区找到社会职业、甚至进入国民党机关工作的,周恩来安排他们用这种方式转入地下工作。周恩来和董必武、邓颖超、孔原等对他们反复叮嘱,告诉他们长期潜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重要意义,要求他们注意“三勤”  (勤业、勤学、勤交友),并考虑到他们所处的复杂环境,教育他们要注意“同流不合污”。同年5月,中共中央接连发出《关于大后方党组织工作的指示》和《关于隐蔽和撤退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力量的指示》南方局在接到中央的指示后,立刻召集会议进行研究,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董必武、孔原、钱瑛、廖志高等。会议了解并部署了所属各地党的工作,要求各级党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实行完全的转变,各地方党组与公开机关脱离联系,真正走向地下。

1943年6月28日。周恩来和林彪、邓颖超、孔原等100多人,乘卡车离开重庆,南方局的工作由董必武主持。由于下雨和汽车故障,他们在7月8日才到达宝鸡。途中接到延安来电,得悉胡宗南部队侵入边区境内修工事,毛泽东嘱周恩来就近同胡宗南交涉,周恩来就和林彪、邓颖超去西安,停留五六天,先后会见胡宗南、熊斌等人,10日晚,拜会了邓宝珊。7月16日,周恩来一行到达延安。

孔原返回延安后,在中央党校参加整风学习,在整风期间,孔原被诬为叛徒、特务、“红旗党”头子,受到审查。后来经过周恩来、叶剑英同志认真负责地澄清,强加在孔原头上的罪名才得以去掉。1943年9月,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路线问题,这次会议的时间长,参加的人数多。先后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毛泽东、刘少奇等人,列席的有李富春、杨尚昆、孔原等19人。1944年5月21日,中共六届七中扩大全会在延安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7人,各方面负责同志12人,孔原作为六届五中全会的候补中央委员出席了这次全会。这次全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全面总结历史经验,为“七大”的召开做准备。会议进行了11个月,是我党历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会议,全会期间多次召开大会讨论党的历史问题和历史决议案。1945年4月20日,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主要议题是审议历史决议案草案第三次稿。这次会议是在杨家岭召开的。到会的有毛泽东、刘少奇等31人,孔原也参加了会议。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孔原作为大后方代表团的副主任协同叶剑英(代表团主任)率团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

(二)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党派大批干部和军队开赴东北。1945年9月中旬,孔原和陈郁、钟子云、徐明德等一行人带着一部电台离开延安。一路上他们风餐露宿,骑马或步行,经张家口、热河,于10月中旬辗转到达沈阳。到沈阳后,由东北局的张化东负责接洽,将他们临时安排住进张作霖大帅府。开始,孔原被留在东北局社会部工作。不久,中共沈阳市委成立,孔原被任命为市委书记,仍兼管东北局社会部工作。后来,邹大鹏、汪金祥先后到东北局社会部做负责工作,孔原就不再兼管。当时沈阳市委分别受西满分局书记李富春和辽宁省委书记陶铸的双重领导。由于苏联与国民党政府有外交协议,中共驻沈阳的各机关于同年11月下旬不得不撤离沈阳。

11月底,沈阳市委一分为二:一个叫沈南市委、一个叫沈北市委。孔原和张化东负责沈北市委,领导的区域有蒲河区、财落堡区、铁西区、皇姑区、柳相屯区、苏家屯区、北陵区、城关区。在撤出沈阳的第二天,沈北市委在财落堡小学召开了区委书记、区长和公安局长参加的干部会议,孔原在会上首先讲了当时的敌我形势,接着布置了任务:主要是发动群众,坚持敌后斗争;搞好建党建政,扩大武装力量;剿匪反霸,消灭地主武装;没收敌伪财产,收缴敌伪武器;反奸清算,进行“三五”减租;筹粮筹款,帮助市委和地方机关解决困难。会议做出三项决定:第一,决定在北郊建立四个总区委、即蒲河、平罗堡、财落堡和马三家子总区委;第二,建立县区武装,首要任务是消灭地主武装和伪蒋特务;第三,在沈阳市内建立城工部,由孔原兼部长。

1945年12月上旬,东北局决定成立辽西一地委、军分区和专署,铁岭中心县委并入辽西一地委,由孔原兼任地委书记。辽西一地委的辖区有沈北一带的财落堡、法库、铁岭、康平、昌图、开原等地。这时,根据中央“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指示,工作重点开始由城市转向农村。孔原根据东北局的指示,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发动群众,建立武装方面。市委要求各级党的组织发动群众,开展除奸反霸斗争和减租减息工作。辽西地区的广大群众同东北其他地方群众一样,由于深受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满汉奸政权长达14年的政治压迫和地主阶级的封建剥削,加上国民党的反动宣传,正统观念较深,盲目相信国民党的“中央政府”,对我党我军持怀疑态度。市委组织党员、干部同苦大仇深的农民唠家常、交朋友,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宣传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群众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伟大功绩,以及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军队和群众推翻三座大山,人民才能获得解放的道理。同时要求各地在广泛发动群众;检举坏人的基础上,对罪大恶极的汉奸、恶霸依法给予惩办,没收他们的土地和财产,对一般地主则按照民主政府颁布的政策法令,清算应退还给农民部分财产等。许多村的地头蛇和地主恶霸被民主政府依法处决和斗争关押,为民伸张正义,推动了除奸反霸斗争的深入开展。辽西一军分区的主力是回民支队和辽河支队,在各县区建立了县大队、区大队.在沈阳市组建了工人纵队。军分区的部队曾参加过秀水河子战斗,军分区还发动群众支前,源源不断地向主力部队输送兵源。

1946年3月中旬,苏联红军撤兵回国,国民党军队乘机沿中长路向东北各地推进,占领松花江以南大片土地。同年4月,东北局移驻长春,调孔原任吉辽省委宣传部长。我军撤出长春时,吉辽省委迁到吉林,由石磊(曹瑛)接任省委宣传部长,孔原任民运部长。5月28日,吉辽省委和军区等领导机关撤除吉林,转移到延边地区。7月11日,东北局决定撤销吉辽省委和吉辽军区,成立吉林省委和吉林军区,同时把吉东军区改为吉东军分区,任命金光侠为司令员、孔原为政委,原吉东警备旅编入野战序列,各县设警备大队。

吉东地区即延边地区,是朝鲜族聚集区,是东满根据地的大后方。延边地处中、苏、朝三国交界的长白山地区,物产丰富、交通便利、群众基础好,是联络南北满的战略要地。早在1945年下半年,我党已在这里完成了剿匪、反奸清算,建立了基层政权,控制了整个地区。1946年7月,吉林省委在敦化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派出几百名党政干部组成土改工作团。深入各根据地发动群众。开展反奸清算和土改工作。到1948年初,延边地区彻底完成土改任务,所属5县共有154243户、708886人分得土地18.2万公顷,占总人口的81.27%,人均4.8亩。1946年12月16日经东北局批准,吉林省进行了人事调整,孔原成为省委委员,兼任省委民运部长。1947年2月在龙井第二次建立延边地委、专署和军分区,亦隶属吉林省委、辖延吉、和龙、汪清、珲春4县,孔原被任命为地委书记。同年9月25日,吉林省委决定撤销延边、吉敦两地委,另组吉东地委,孔原任地委书记。孔原根据省委关于征兵工作的指示,积极组织各县参军参战,在三年解放战争中,延边地区共有5.2万余人参军,其中朝鲜族占85%,而且还组织了大批担架队和运输队支援前线。延边5县参战人数达30.2万多人(次),动员车辆2.9万多辆(次),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1948年4月16日,吉林省委为加强和便利指导民族区域的工作,恢复延边地委。并仍以孔原为书记,兼宣传部长。

1948年3月8日,国民党60军奉命从吉林撤往长春。3月9日,东满我军进驻吉林,使省城吉林重获新生。我党接管吉林后,坚决执行保护城市的方针,采取稳妥的步骤,接管政权,建立革命秩序,救济贫民,恢复生产,恢复城市的各种基础设施。大中小学校陆续开学。1948年5月17日,吉林省委决定孔原任吉林市委书记。次日,吉林军区任命孔原为吉林市警备司令部政委。孔原来到吉林后面临的两项主要问题就是改造街以下政权和恢复工商业生产。

早在1948年4月,吉林市政府在内五区(船营、昌邑、朝阳、德胜、福绥)建立了区政府,同时在外五区也建立了区政府。然而,吉林市的街以下基层政权仍旧保留着过去的保甲制,权力由一些坏人把持着。因而,在某种程度上严重障碍了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影响了党群关系,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针对这种情况,孔原主持的吉林市委,于1948年8月,发出《关于调查户口及目前工作的指示》,市政府也做出《关于改变街以下政权的决定》,决定取消保甲制,在调查户口的基础上,改造旧的街政权。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市委抽调1000名干部、学生,结合反奸清算,在全市开展调查户口工作。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查清全市内五区共有48045户,人口为202406人,大体搞清了人口比例。随后,改造了街政权,内五区共建立47个街政府,1770个居民小组,民主选举118名街干部,其中工人及劳动人民占111人,占93%,3200名居民组长中,工人及其他劳动人民占80%以上。数字表明,吉林的基层政权基本上掌握在劳动人民手中。

吉林市解放后,市委、市政府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工商业采取扶植的政策,市府在20天内连续召开十余次工商业者会议,说明了我党的有关政策,深入宣传和教育,组织工商界赴哈尔滨学习,向工商业户发放了1亿元(东北币)低息工商贷款,提供焦炭、棉纱等生产资料,帮助解决资金和原料短缺问题。市委和市府先后制定、出台了有关保护和促进工商业发展的若干个规定和办法。如:《暂定吉林市人民救济金及工商业贷款发放办法》、《关于保护私营工商业的决定》、《吉林市保护管理工商业暂行办法》、《吉林市请领营业执照申请书填报办法》等。

1948年8月,孔原和吉林市市长沈越出席了中共中央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的城市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明确东北解放后城市工作的重点、方针、政策,为进一步搞好东北城市工作交流经验,王稼祥等同志在会上讲了话。会议指出,城市工作应集中全力发展生产,逐步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以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和解决农民生产和生活需要。孔原等回到吉林市以后,根据会议要求,大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组织劳资双方签订劳资合同,规定共同恢复生产的条件和权利义务,各区政府也集中精力来抓这项工作。在执行过程中,个别企业曾经出现过劳资纠纷,各种纠纷都由区劳动局按协议合同进行调解。通天区拘留了一个带头闹事,破坏营业的浴池职工。由于吉林市党政领导坚决执行了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和刘少奇西柏坡讲话精神,采取的措施得力,做到劳资两利,不仅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也受到工商业者的欢迎,使吉林的经济工作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有了较大的变化,初步改变了市面萧条的状况,工厂开工、商店开业、市场逐步繁荣。

然而,吉林省委的个别领导却认为吉林市委在对待私营工商业问题上犯有右倾错误。同年12月,吉林省委召开一次紧急会议,会后,责令吉林市委写出书面检讨,正式向省委报告。省委还向东北局专门打报告,说明吉林市委、市府的错误。直到第二年春天,吉林省委主要领导易人,省委根据东北局的指示对吉林市委、市府的工作做出重新评价。新一届省委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搞清了事件的原委,召开有关省、市干部大会,宣读东北局的电报,省委领导做了自我批评。1950年初,《东北日报》记者罗丽韫到吉林市采访,主要是了解吉林市保护工商业的做法和经验。后来写了一个长篇报道,较全面地叙述了吉林市的城市工作经验,主要是保护工商业的一些做法,发表在《东北日报》上。

1949年1月,根据东北局的决定,孔原调到辽宁省抚顺市,先后任军管会主任、抚顺市委书记兼抚顺市卫戍司令部政委。抚顺是一座以煤炭为支柱产业的重工业城市,人称“煤都”,它对建设东北根据地和支援全国的解放战争有着重要的作用。孔原到抚顺时,由于刚刚解放不久,面临的任务多头而且繁重,肃清敌伪残余,保护国家财产及私人工商业,建立人民民主秩序,维护社会治安,统一领导接收和保管工作,尽快恢复生产,发动群众参军参战。不久,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指出:“党和军队的工作重点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孔原带领市委、市府,遵循毛泽东指出的新民主主义时期国民经济的总目标:“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开展工作,着重抓了煤炭、石油、电力等工业的恢复和发展,提出要恢复工商业。孔原在这里的工作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遇到和吉林类似的来自“左”的干扰和阻碍。他没有屈从于这个压力,始终坚持党的方针政策,从而调动了各界人民群众积极性,使抚顺的工商业迅速恢复和发展,形成繁荣昌盛的局面。半年后,在新中国诞生前夕,孔原离开抚顺去接受一项新的使命。

(三)

1949年7月,孔原奉调进京。周恩来亲自找他谈话,指示他负责筹建新中国海关总署。中央决定,在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之下设立海关总署筹备处,由孔原负责。

当时,各地海关情况复杂,建立一个统一的新中国海关的任务迫切而艰巨。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孔原顾不上休整,身着粗布衣,脚蹬布草鞋,只身来到人民政府在新解放区接管的第一个大海关——天津海关蹲点。他那深入细致和平易近人而朴实的作风,给他的下属们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他比较详细地了解了海关的组织形式、机构设置、人员构成、具体业务和接管的情况。在此基础上,由孔原、姚依林、朱剑白等同志联名向中央提出了《关于建立海关总署工作的初步意见》。为了进一步了解各地海关的总体情况,使筹建工作更加稳妥,孔原向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建议立即召开解放区海关工作座谈会,得到了中央财委主任陈云的批准。这次座谈会于1949年9月23日至10月16日在北京召开,与会代表36人。会议邀请了苏联海关专家克里夫什内赫到会介绍海关的组织与任务。孔原在会上阐述了对改造旧海关、建立新海关的基本构思:(一)必须在思想上明确海关的变革,是在党领导的新民主义革命取得根本胜利下的海关历史的大变革,必须否定并且改造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旧中国海关,建设一个独立自主的为人民服务的新中国海关。(二)新中国海关的任务大体上是三部分:①根据中央人民政府规定的进出口税则征收关税;②货运监管;③查禁走私。(三)对旧海关人员应该团结、改造,使其成为对人民海关有用的人才。新海关的人事制度必须走群众路线,坚持德才并重兼顾资历的原则。(四)建设新中国海关应坚持全国统一集中的原则,法制的原则。(五)海关的改革应积极慎重,在当时的情况下,应学习和借鉴苏联海关的经验。孔原的这些思路符合中央的精神,也符合当时的中国国情,充分表现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识和智慧。海关工作座谈会闭幕不久,毛泽东主席签署政府令,正式任命孔原为中央人民政府海关总署署长。10月25日,海关总署在北京正式挂牌成立。

海关总署的成立,只是海关建设的开始。当时迫在眉睫的是需要尽快确定新中国海关的方针、政策。根据周总理关于“首先应明确规定海关工作的新原则、新政策,确定人民海关工作的基本方向”的指示精神,孔原代政务院主持起草了《关于关税政策和海关工作的决定》,于1950年3月对外公布。是新中国成立后指导海关的第一个重要的政策性文件。这份文件不仅在当时和之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对海关工作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孔原十分重视新中国海关的法制建设,在海关总署建立之初,他就主持制定《中央人民政府海关总署试行组织条例》,以及海关总署各职能处(厅)的办事细则和30多个海关业务规章。他倾注心血最多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暂行海关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孔原是新中国海关事业的开拓者。

孔原不仅在业务上精益求精,还善于广泛团结广大新老干部一道工作。海关总署建立之初,在全国1万多名海关职工中,有老解放区的海关干部,也有刚刚解放的旧海关人员。因此,团结广大新老干部共同工作,就摆在了孔原同志的重要议事日程上。他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和干部政策,善于倾听群众的呼声,关心干部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在政治思想上严格要求,特别是对从旧海关过来的占总人数90%以上的同志,更是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他按着“团结——改造——团结”的方针,结合当时的整风运动和“三反”运动,积极组织旧海关过来的同志进行政治学习,从阶级立场和世界观上帮助他们转变。同时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大胆提拔德才兼备的人才。他与原旧中国海关副总税务司、新中国海关总署副署长丁贵堂的团结协作相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1953年初,海关总署并入对外贸易部。孔原调任对外贸易部副部长,主管海关工作,先后分管过与苏联朝鲜、越南、蒙古和东欧诸国的贸易。为发展我国对外贸易事业进行了积极有效的工作。1957年后,历任中共中央调查部常务副部长、部长,积极参与制定并组织贯彻执行具有中国特色的我党我军对敌隐蔽斗争的路线、方针、政策,根据客观形势需要,适时调整工作部署,完善工作机构,开辟新的途径,加强业务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孔原还曾任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参与制定了我国对台工作的方针政策,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进行了有益的工作。1958年兼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积极协助国务院管理外事工作和指导各部门及地方的外事活动,为维护国家安全,配合对外斗争,发展对外关系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被关押达7年之久。在逆境中,他怀着对共产主义的坚强信念,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与林彪一伙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75年,孔原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某部政治委员,1980年任总参谋部顾问。1983年作为国家安全领导小组成员参与了国家安全部的组建工作。1985年,他主动要求退出领导岗位。离任后,他仍旧关注国家的建设,积极参加力所能及的工作。1985年7月,中国海关学会成立,他出任名誉会长,到会讲话、题词。1989年4月,海关总署主办的《中国海关》月刊公开发行,他挥毫题写:“秉公执法、依法行政”八个大字,字里行间寄托了这位开拓者对中国海关事业的厚望。

孔原同志是中共第六届(五中全会补选)、第八届(二次会议补选)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委员。在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他曾任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第三、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这位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他所热爱的祖国和人民的共产主义战士,于1990年9月21日与世长辞。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邓小平、李鹏、陈云等送了花圈,杨尚昆、乔石、万里、邓颖超等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他的光辉业绩,将永载党的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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