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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 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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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1992) 

沈越、原名冯仁轩,曾用名冯毅、蓬麦哲。1936年6月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晋西北区党委宣传部干事,中共兴县区委书记、县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中共晋绥分局宣传部教育科长,中共兴县县委书记,中共晋绥一地委宣传部长兼兴县县委书记,中共兴岚中心县委副书记,晋绥一专署专员兼兴县县长。吉林市市长,吉南专署专员,中共吉林市市委书记,中共中央东北局研究室副主任、主任,中共热河省委第二书记、省政府主席,中共抚顺市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计委主任。鞍山市革委会副主任,中共鞍山市委兼鞍钢党委第一书记,中共辽宁省委书记,国务院东北经济区规划办公室主任兼党组书记,中共辽宁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党代表会议、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一)

沈越于1917年10月10日生于吉林市。祖籍吉林省农安县小合隆。父冯国藩,师范学校毕业后,一直在吉林市从教,曾任提法司小学校长。他博学多才,尤擅中医理论,为人忠厚耿直,当时在吉林市颇有名气,与“清末三杰”之一的成多禄交往甚厚。1932年病故。

母冯赵氏,是一位勤劳善良,饱经风霜的家庭妇女。在其夫、长子、次子相继谢世,三子离家出走后,挑起了家庭重担,靠给人做针线活和卖水维持生计,吉林市解放后病故。

长兄冯乃宣,永吉师范毕业后,先后在吉林市提法司和新开门小学任教。他精通俄语,阅读过苏俄文学和马列著作,又因与时任中共吉林特别支部负责人的李维民是同学和朋友,受其影响,对中国共产党有所认识,并参与了中共吉林特支领导的革命活动。他还将从李维民处借到的进步书刊给其二弟、三弟阅读,并晓以道理,对他们的进步成长和投身革命起了启蒙作用。由于其父去世后,做为长子负责全家的生计,因过度劳累,年仅33岁即病逝。

次兄冯德宣、满洲里军医大学毕业,“中东事件”时参加医疗队,死于战场。    弟冯永宣,吉林市文光中学毕业。1945年10月参加革命,曾任吉林市药材公司党总支书记,市五金站经理,1984年5月离休。

沈越于1923年至1930年于吉林市东关小学、省立模范小学和文光中学读书。1931年初,考入吉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该校是吉林城建校较早(前身是1905年建立的吉林优级师范学堂)且有革命斗争传统的学校。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一师教员张乃人曾以“吉林教育界沪案合援会”副会长的身分,组织该校师生参加了游行示威活动。1928年10月和11月一师学生又参加了反对日本修筑“满蒙五路”和延长吉敦铁路的游行示威活动。

1931年9月18日,日军借口“柳条湖事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由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日军19日占领长春,21日侵占吉林。同年10月,吉林城各学校相继复课,当局派日本人担任一师校长,引起学生不满,反日情绪高涨。对上日语课,更是敷衍了事,流传“日本话不用学,再过三年用不着。”此间,沈越受冯乃宣和校图书管理员的启发引导,先后阅读了郭沫若主编的《拓荒者》、丁玲主编的《北斗》以及鲁迅、茅盾、胡也频、殷夫的作品,从中汲取了许多进步思想和革命意识。常与同班同学许言(原任上海市人大科教文委会副主任)、韩容鲁(原任吉林光机学院党委书记)议论反满抗日问题。他们的言行逐渐引起了校方(日本人)的注意,视为“危险分子”列入黑名单,上报了日本宪兵队。

1933年5月6日,时任中共吉林特支委员的省立一中学生金景,因散发传单被警察发现,解送日本宪兵队,审讯时,他供出了吉林市党团组织的情况。7日开始,日本宪兵队在全城搜捕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黑名单”上的进步学生。幸亏学校进步教师娄少石(冯国藩的挚友)暗递消息,沈越于当日离家逃往北平。

(二)

沈越到北平后,先考入中山中学,一年后,进入东北大学补习班。1935年12月9日,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和北平学联的领导下,发动了名震中外的“一二·九”运动,沈越勇敢坚定地参加了“一二·九”、  “一二·一六”游行示威活动。1936年初,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同年6月,经同学纪希晨介绍,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此间。他还经常写些文艺作品投寄到天津《大公报》等报刊,从而结识了穆木天、彭慧、李辉英等东北进步作家。

1937年七七事变后。沈越开始第二次流亡,辗转来到武汉,借读于武汉大学。此时,他满腔悲愤,秉笔直书,用蓬麦哲的笔名,在《七月》和《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了《赞八百壮士》、《归来啊,北平》、《武汉烽火》等作品。抒发了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对故乡的怀念,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献身的豪情壮志。

1937年底,沈越参加了刘澜波领导的东北救亡总会为培养抗日救亡运动骨干办的训练班。1938年初,训练班介绍他去山西临汾,经八路军办事处主任彭雪枫介绍去了延安。

到达延安后,入陕北公学十三队学习。1938年5月1日,经该队指导员吕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选拔到成仿吾任班主任的高级研究班任班长。研究班学习结束后,到中央马列学院继续学习。此间,他比较系统地学习了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等马列著作,提高了政治思想和理论水平,坚定了共产主义人生观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为其后的成长和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

1938年11月,派往晋西北区党委任宣传干事兼晋绥解放区民先总队组织部长。1939年1月至1941年4月,任中共兴县宣传干事、区委书记、宣传部长、组织部长。1941年5月,调任中共晋绥分局宣传部教育科长。为使干部群众正确认识抗日斗争的特点和发展前途,他撰写了《怎样学习(论持久战)》文章刊登在《抗战日报》(1942年4月9日二版)上。文中写道:“《论持久战》是毛泽东同志用唯物辩证法来分析中国抗日战争特点及其发展规律的辉煌著作。这里积累与发展了中国十年国内战争及抗战初期军事上的一切经验,解剖了中日两国之间基本矛盾的对立因素及其对比,发现了其中的规律性,并基于对这种规律性的正确认识,制定了抗日战争的具体战略与战术”。文中还阐述了个人的心得体会。这篇文章对干部群众明确抗日战争的特点和规律,坚定抗日战争必胜的信心起了鼓动作用。

1942年10月,调回兴县任县委书记。不久,任兴岚中心县委副书记兼兴县县委书记。1943年7月,中央晋绥分局决定将原晋绥边区直属的兴县、岚县和陕北的神府县合并,成立一地区和一专署,任命沈越为一专署专员兼兴县县长。此时,兴县已成为晋西北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军区、晋绥分局,行政公署都驻在兴县。因此,如何加强根据地建设,成为兴县县委和县政府的头等大事。沈越在担任县委书记和一专署专员兼兴县县长期间,为加强政权建设,先后搞了三次村选,区和县搞了两次民主选举,从而调动了广大群众当家作主的积极性,使基层政权更加稳定巩固。为支援抗日战争,县委、县政府决定,开展群众性的“有钱出钱、有粮出粮、男人当兵、妇女做军鞋”的“四大动员”工作。全县共捐粮840万斤,白银1.1万两,白洋5.7万元,黄金27两,为部队输送850名优秀青年,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为解决根据地党政机关、部队和群众的吃粮问题,县委、县政府积极响应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领导全县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地大生产运动。兴县是一个贫瘠的山城小县,为提高粮食产量,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精耕细作,挖掘原有耕地的潜力;二是扩大开荒面积,鼓励群众开荒种地。县政府规定:“开生荒五年免交国税,三年不负担公粮,开熟荒三年免交租税,一年免交公粮。”由于沈越带领县级机关干部以身作则,亲自参加和组织大生产运动,到1944年,全县耕地面积增加到60万垧,其中历年开荒面积达18万垧,粮食总产达20万石,比1941年总产翻了一番,超过抗战前粮食最高产量。为解决根据地军民的穿衣问题,在大生产运动中,试种棉花。兴县无霜期短,历史上没种过棉花。沈越从产棉区汾阳、交城、文水等县请来技术人员传授技术,指导兴县农民种棉。为鼓励农民种棉积极性,县政府规定:“因种棉所获收入,不论单位和个人,一律不征公粮,不计收入,不纳税。”政府还发放植棉货款。县政府还专门成立了“纺织专业促进会”,沈越亲任会长。由于调动了广大农民种棉积极性,不但在高寒山区种棉成功,而且种棉、纺纱、织布都获得丰收。1944年,全县种棉50万斤,纺纱14.5万斤,织布120万丈,基本解决了全县军民的穿衣问题。

从1942年10月开始,日本侵略军加紧了对晋绥边区和兴县的反复扫荡,沈越组织建立了武工队、民兵自卫队、变工队,边生产、边战斗,开展游击战、麻雀战,配合我军正规部队与敌人进行了反扫荡、反蚕食斗争。仅在1944年10月,兴县武工队和民兵就单独与敌人作战74次,配合正规部队作战62次,用地雷和手榴弹炸死、炸伤日伪军293人,缴获手榴弹,掷弹筒386件,夺回粮食10余万石,解放群众150多人。1944年12月,在晋绥边区召开的第四届群英会上,兴县被命名为晋绥边区模范县。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13日,沈越和兴县人民在县城东关大礼堂集会,热烈欢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在八年抗日战争中,沈越在兴县工作了七年,而且长期担任领导工作。他以高超的领导艺术,卓越的组织才能,亲切联系群众和艰苦奋斗的作风,为兴县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被载入兴县革命史册,成为晋绥边区的风云人物。

(四)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根据当时的斗争形势,确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战略方针,派二十多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十万大军和两万干部挺进东北开辟工作。沈越接到命令后,于9月22日从兴县出发,随晋西北干部团于10月下旬抵达沈阳。中共中央东北局考虑沈越是吉林市人,派他以吉林省政府秘书长的身分,接收吉林省人民政府。

吉林市是当时的省会所在地,“八一五”光复后,社会秩序极甚混乱,政治斗争错综复杂。8月18日,由吉林士绅组成“吉林省临时治安维持会”,自封行使行政管辖权。市面上还挂上了国民党部和三青团部的牌子。8月19日,苏联红军伞兵部队在吉林市着陆,20日陆军进驻,组成了吉林警备司令部和吉林市卫戍司令部对吉林市实行军管,对已成立的维持会予以承认。9月初,在吉林市从事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李维民、郑墉与时任苏军吉林市卫戍司令部副司令的王效明(国际旅大尉营长,原为东北抗联干部)取得联系后,成立了中共吉林特别支部(10月10日,在省地方维持会召开的庆祝国庆日大会上对外公开)。9月15日,王惠卿、霍鹏九从长春来吉,以国民党接收大员的身分,接收了吉林省政府,王惠卿出任“吉林省暂时行政委员会”代理副主席,霍鹏九任“吉林省会公安局”局长。11月5日,中共中央东北局派袁任远任中共吉林市委书记(对外不公开)。11月8日,沈越到达吉林市后,经交涉,苏军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之规定,承认国民党的吉林省政府合法,不同意接收省政府,但准许沈越接收吉林市政府。11月25日,吉林市政府正式成立,沈越任市长。

吉林市政府成立后,名义上受省政府领导,但国民党的王惠卿代副主席没有建立省政府的实体,只是个牌位。为了统揽一切权力,1946年1月8日,沈越签发了吉林市政府第2号布告:“现得苏军司令官之协助及省治安维持会长之同意,自本年一月起,将市内各机关均隶属于市政府管辖之下,统一事权,以期政务之统一推进。”这实质是向社会宣告,共产党领导的吉林市政府,是有权威的合法政府。为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把社会名流和开明人士争取过来,发挥他们的影响作用,组成了有57名参议员的吉林市临时参议会。2月16日,市政府和临时参议会召开大会,57名参议员代表市民公选沈越、张文海、李玉纯等11人为吉林市行政委员会委员,王敬生、徐国藩等4人为候补行政委员,沈越为市长。25日,在市临时参议会,会长王敬生宣誓暨常驻会议员出席之下,沈越宣誓就职视事,这就进一步以立法形式,使吉林市政府更加合法化,此后可名正言顺地开展工作。这在苏军军管、国民党接收的东北地区大、中城市中,是独一无二的由共产党领导的民选政府。

为恢复和发展生产,市政府把组织工厂复工生产放到重要地位,颁布公告,缴回散失在社会上的工厂设备,组织工人开工生产。至1 946年3月,市内工厂都开工生产,使工厂有了收入,工人生活有了保障。市政府还决定对工人给予劳动保护,使工人真正成为工厂的主人。同时,组织抢修被炸毁的丰满发电厂部分厂房,维修发电机,恢复了供电,抢修东关自来水厂,恢复了供水,整修了市内部分道路,市民无不拍手称快。4月11日,苏军撤退前,沈越代表市政府同苏军卫戌司令部司令官雅曾基签订了接收丰满水电工厂的公告。

为强化社会治安,稳定社会秩序,派我党干部到市公安局(市政府成立后,原省会公安局改为市公安局)任职,驾空了霍鹏九,夺回了公安领导权。重点打击了国民党反动分子和土匪。截止5月中旬,市公安局逮捕了日伪时期省市高级官吏和国民党、三青团骨干分子119人,清剿了杨国忠(杨毛子)、徐开、赵传芳等多股匪帮,打击了国民党在吉林市的建军活动,共逮捕建军头目150多人。缴获长短枪100多支。4月4日,征得苏军同意,逮捕了王惠卿和霍鹏九。

为解决经费问题,市政府成立了敌伪财产调查清理委员会,沈越任主任,内设调查、清算、经理3个科,50多名工作人员。清算、收缴了日本侵略者和伪满官僚和他们的代理人在统治吉林市14年中,盘剥搜刮的人民财产,用以恢复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收缴的大批财物不仅保证了政府部门和教育事业的经费,而且在我军撤出吉林时,尚有三火车皮的贵重财物运至珲春,交付我军后勤部门,支援了人民解放战争。

为发展教育事业,培养革命人才,市政府成立后,即着手抓教育,解决经费和师资、教材问题。3月初,各中小学开学后,市政府向各中学派1至2名党员教师,教授公民(政治)课,各校还建立了学生会,做学生的思想工作,争取、团结、教育青年学生。3月,市政府决定成立“中苏公学”(后改名吉林政治干部学校),沈越兼任校长,招收市内知识青年,培养革命人才,学员达一百多人,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经常到校讲课。4月,创建了吉林大学。  “五二八”我军撤离吉林时,自愿随军撤离的青年学生二百多人,他们到解放区后,参加了土改运动,经过革命实践的锻炼,多数成为党的骨干力量。

1946年5月25日,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副主任周桓代表东北局到吉林市召开会议,宣布我军战略撤退的决定。5月28日,沈越率部分干部经乌拉街、舒兰、蛟河撤至桦甸横道子(现属蛟河)。

(五)

1946年7月中旬,中共吉林省委在敦化召开省委扩大会议。7月16日,省委书记陈正人在发言中提出:“除吉东外,在吉北、吉南应建立第二个、第三个根据地,以支援和配合吉东根据地的创造与斗争,使吉北、吉南成为吉东的前翼和屏障,成为威胁吉林、长春的两拳头。”并正式宣布(此前已筹建)成立中共吉南地委和吉南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杨尚奎任地委书记,沈越任专员。

吉南地区位于吉(林)海(龙)铁路两侧,辖桦甸、磐石、永南、双阳、伊通五县、方圆1.8万平方公里。初创时期,永南、双阳、伊通三个县和桦甸、磐石的大部分地区已被国民党军队占领,吉南地区只有桦甸松花江以东的横道子、桦树林子、红石砬子三个区的地盘。因此。吉南根据地的创建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由于在省委的领导下,地委和专署从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紧紧依靠根据地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艰苦卓绝斗争,使吉南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为解放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专署成立时,只有沈越和秘书、管理员等几名干部,工作重心是征粮、筹款和战勤支前,任务十分繁重。由于国民党军队占领桦甸江西以后,沿江建立了许多据点,对江东根据地实行军事和经济封锁,致使根据地的经济和群众生活极端困难,而征粮和战勤支前又须依靠群众,因而必须首先解决群众生产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为此,在地委和专署的领导下,发动群众开展了反奸除霸,实行减租减息的斗争。没收了日伪汉奸、恶霸地主的粮食,财产分给农民;对一般地主,富农出租土地、放高利贷者,实行减租减息;对赤贫户,政府给予救济。1946年11月,专署成立贸易局和银行之后,运来食盐、棉花、棉布等生活必须物资,无偿发放给贫困户1万斤食盐、500斤棉花,500匹布。专署开办了供销合作社,销售生活日用品。当时盐价每个80—120元(东北流通券),供销社只卖50元1斤。上述措施深得人心,使群众相信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从而更加拥护中国共产党。为开辟财源,8月初,沈越带一些干部和一个排战士进驻夹皮沟金矿。八一五光复后,金矿遭到严重破坏,当地土匪占据后,又进行疯狂地掠夺,矿山已停产一年,多数矿工外出谋生。沈越率人进驻后,首先宣布将夹皮沟金矿收归人民所有。然后,通过明察暗访,把汉奸、矿霸、把头抓起来召开控诉大会,对罪大恶极者就地镇压。在提高了矿工的政治觉悟之后,动员工人修复机器,清理矿场,部分开工生产。至1947年初,金矿全面恢复生产,不仅解决了矿工失业问题,而且补充了吉林地区党、政、军机关的经费。

1946年冬,为了支援“四保临江”战役,地委和专署在横道子建立了总兵站,在红石砬子、桦树林子等地建立了分兵站,共动员1万多民工修建了从东满根据地直通吉南的4条陆路运输线。开辟了松花湖上的水路运输线。各兵站备有粮草、营房及护理站,战时青壮年上前线抬担架,妇女、儿童在兵站迎送过往部队,烧火做饭,护理伤员。在“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战争胜利”的口号鼓舞下,吉南根据地男女老少齐上阵,出现了参军支前的高潮。1947年初,吉南开始局部反攻,战勤支前工作进入紧张繁忙时期。1947年5月,东北民主联军开始全面反攻,连续发动夏、秋、冬三大攻势,吉南五个县被国民党军队占领地区全部收复。这一年,吉南地区共筹粮115308石;筹款208934390元(东北币,下同);出担架9802付;出大车19821台;做军鞋78724双;出民夫148782个工。全面完成了战勤支前任务,有力地支援了人民解放战争。

1947年7月,根据东北局和省委的指示,在吉南的老区和新区进行了土地改革。经过土改,仅据当时磐石4个区(东富、呼兰、黑石、细林)的统计,有5万农民分得土地4.4万垧;房屋7千间;牲畜2700头;粮食899石;大车541台。挖出金子2.1斤;银元2400元;起出长短枪460支、子弹5千发。摧毁了封建的生产关系,解放了生产力,更激发了广大农民生产、支前的积极性。

(六)

1948年3月9日,吉林市重获解放。3月19日,东北局专电,任命沈越为吉林市市长。

从我军撤出吉林到重新收复的21个月,这座城市,遭到了国民党的残酷洗劫和严重破坏。他们拆卖工厂的机器设备,致使大批工商业破产倒闭。在国民党撤退前,又抽逃了大量资金,造成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社会秩序混乱,劳动人民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面对这种极端困难的局面,中共吉林市委确定:集中力量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改造旧城市,建立革命新秩序,尽快恢复工商业,为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创造条件的工作方针。市政府依据上述方针,迅速开展了工作。3月20日,沈越签发了《吉林市政府布告》(民字第1号):“本府为顾全在蒋匪21个月统治下横遭途炭之市民生计,特呈请省府批准,在本市发放市民救济款。并为扶植工商业复业,本府特代表本市工商业者,向东北银行省行请准发给工商贷款。”在布告发出的20天内,市政府召开了10次私营工商业者座谈会,宣传党的保护工商业政策和实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同时,发放了1亿元贷款,调拨一些急需的生产原料,帮助他们解决具体困难。到4月底,绝大多数私营工商业户都开工复业。为保障极度贫困的工人、市民的生活,市政府发放了1亿元救济款,市内5个区受救济的工人、市民达35750人,占全市总户数的25%。为烈军属安排住房300多间。为市郊农民发放救济款7千万元,农业贷款5千万元。与此同时,市政府还将丰满发电厂、造纸厂、麻袋厂、江北化工厂、哈达湾洋布厂等敌伪时期和官僚资本开办的企业收归国有,派干部接管了这些企业,并发动工人抢修设备,到4月底也都恢复了生产。

为了维护社会治安,建立革命新秩序,我军收复吉林市后,于3月11日,即以吉林市政府、吉林军分区、吉林市警备司令部的名义发布第一号布告:“国民党散兵、警宪等人员应向民主政府申报,敌特分子不论自愿或胁迫,均须向军政机关坦白悔过。”根据公告,市公安局收容国民党散兵游勇300多人,经过教育后,安置在矿山就业。4月份开始,在全市进行反动党团特人员登记工作。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有2594人登记悔过。破获各种案件1181起。取缔了一贯道、清宫道、圣贤道等17种反动会道门,逮捕了35名反动会道门头子。同时,取缔妓院97处。对吸毒者进行强制戒烟,对屡教不改者,集中收容强迫劳动,逮捕法办了39名贩毒分子。为了清理环境,改变城市面貌,市政府于3月下旬,动员全市人民大清扫,清除路面积雪、垃圾、修补1900延长米马路。疏通雨水井290个,拆除国民党遗下的碉堡70座,疏通下水道3400米,改变了原来破败不堪,肮脏混乱的城市面貌。

为了彻底摧毁敌人的保甲制度,从8月份开始,抽调一批干部和学生从调查户口、整顿户籍入手,组建基层政权。市内5个区共建立了47个街政府,民主选举了124个街政干部。组织1777个居民小组,选出了3204个居民小组长,为其它的政权建设与管理城市奠定了良好基础。

为了加强民主政治建设,从思想、制度、领导方法上改进政府工作,市政府于5月初设立了群众意见箱,仅一个月,就收到市民意见百余件。市政府将群众意见归纳为知识分子、外五区与内五区的政策、打人杀人、城市战勤、房租、市场、地主还乡、市民福利事业、为什么征税等9个问题,以记者招待会的形式,由沈越出面逐项阐明。

在支援战争方面,市政府也做了大量工作。仅动员民工达12万个,动员青年参军、参干1500多人,并完成了军工、军需加工等各项任务。在11月“劳军月”中,工商业和富裕市民即一次募勤冬鞋代金104亿元。

此外,市政府还制定了一些法令、条例,对城市各项工作起到了保证推动作用。中共中央东北局办的《城市工作研究》上,曾转载了吉林市制定的部分法令、条例,推广了吉林市改造、管理城市的工作经验。

1949年4月,沈越任市委代理书记兼市长。7月任市委书记兼市长。

(七)

1949年3月5日至13日,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在会上提出了全党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入城市的问题。他说:“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了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1950年初,东北局召开了城市人民代表会议经验交流会,指定沈越介绍吉林市城市工作经验。他在会上的发言,受到东北局领导的重视。为了贯彻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加强城市工作,2月24日,调沈越任东北局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主管城市工作,不久,马洪辞去研究室主任职务后,沈越任主任。

东北局政策研究室是政策研究咨询机构,为东北局决策提供依据和意见。为开好东北局城工会议,沈越到任不久。即组织一百多名干部对沈阳市的经济、政治作了系统地调查研究。沈阳、鞍山、抚顺、本溪都是刚解放不久和东北乃至全国的重工业城市,无数大、中、小型工厂企业是这些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管理城市、建设城市的中心,是在占城市比重最大的工厂企业中,建立什么样的领导制度,才能使这些接管不久的企业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通过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后,沈越提出:工业是现代化生产组织,必须建立集中统一的指挥;根据我们的现实情况,企业里还有党政工团等各种组织,又必须建立民主协商的决策机构,为体现工人阶级作为领导阶级发挥作用,还应建立相应的职工代表机构。结论是应建立以厂长负责为中心地位及工厂管理委员会和职工代表会议相结合的领导体制。这一意见,被纳入1951年5月东北局城工会议决议,并经中央批准予以转发,对企业的管理和发展生产,对党管理和建设城市起了推动作用。

此间,政策研究室还调查了工业战线开展的“创新纪录运动”、“质量小组运动”,总结他们的经验,在《东北日报》上刊登,使群众的首创精神得到推动,企业管理又推向一个新的水平。

(八)

1952年10月,沈越调任中共热河省委第二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当时的热河省辖今河北省东部、辽宁省西部、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共22个县。解放前,这里存在三大社会病害:土匪、烟毒和鼠疫,加上连年战祸,民不聊生。解放后,经过土地改革和经济恢复有了很大改观,但因基础薄弱,工业不发达,土地脊薄,粮食产量不高,人民生活仍很困难。

沈越到任后,即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访贫问苦,进行调查研究。1953年1月28日至2月2日,中共热河省在丰宁县召开全省第一次生产模范暨互助合作代表会议。会上,沈越作了《全省人民动员及组织起来,争取1953年的更大胜利》的报告。根据他近3个月的调查研究与思考,提出了以农业为主,农、林、畜牧、水利相结合,全面地发展农业生产的方针和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意见,受到了与会代表的一致拥护。

1953年11月,根据中央《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决议》,沈越亲率工作组到围场县和朝阳、宁城等地进行征购粮试点。试点期间,他要求工作人员提供有关数据、事例。一次,在讨论各阶层卖粮多少时发生了争论。按实际情况统计:富裕中农卖粮最多。中农次之,初级社、互助组卖的最少。有人提出不能这样写,联共(布)党史都讲集体农庄为战胜富农经济提供粮食,如据实公布,会抹煞合作社的优越性。沈越听后没下结论,让大家摆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实际情况是富裕中农人强马壮,粪多,种地及时,打粮多,卖的也多。合作社和互助组刚组织起来,人不强,牲畜少而弱,粪少地薄,打粮少,去了种子、口粮和饲料所剩无几,想多卖粮心有余而力不足。提出原因后,沈越说:我们干工作、搞建设,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我们在广发永村购粮,就是这样的实际,如果我们写合作社卖的粮多,大家都盯着合作社,让他们卖过头粮,岂不是把合作社搞垮了吗!目前合作社不能多卖粮的实际,正需要我们做好扶持工作,使他以后能多卖粮。他实事求是,入情入理的发言,使工作组的干部心悦诚服,受到了教育。

在1954年2月召开的“互助合作暨劳动模范会议”上,沈越根据一年多对全省调查研究的心得,向会议作了报告。对全省的政治形势、经济建设、自然风貌、物产资源、历史发展概况及今后应采取的方针、措施及要达到的目标作了详尽阐述,受到与会者的高度评价。他的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工作作风,给热河省的党政干部树立了榜样。

沈越在热河工作期间,还亲自去中央争取到开发建设寿王坟铜矿和大庙钒铁矿等项目,为热河省的经济建设做出了贡献。

(九)

1954年12月,沈越调任中共抚顺市委第一书记。抚顺曾被誉为祖国的煤都。他到任不久,即深入到当时全国最大的西露天矿和老虎台矿(井下)进行调查,为煤矿的生产建设,解决了许多重大和关键的问题。六十年代初,国家处于经济困难时期,煤矿工人浮肿现象严重。沈越决定每月给每名矿工供应3斤白酒、5斤黄豆、3斤肉、2条肥皂。这在当时,是一件很大的事,此举,使矿工深受感动,生产积极性高涨,保证了煤产量的超额完成。

1960年8月1日至4日,抚顺地区发生历史上特大洪水,市郊的大伙房水库入库洪峰流量每秒高达7630立方米。这座能容纳21亿立方米的水库水位,一旦超过警戒线,下游的抚顺、沈阳等城市和乡村将受水淹,近千万群众的生命和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威胁。在险情异常危机的情况下,沈越迅速赶往水库大坝组织抢险。当车刚驶过大桥,桥即被洪水拦腰冲断,大坝成为被洪水围困的“孤岛”。风雨中,他组织军民加固大坝,指挥泄洪,经过几天的日夜奋战。终于战胜了特大洪水灾害,赢得了抗洪斗争的胜利。

1960年12月11日,《抚顺日报》发表了介绍雷锋事迹的长篇通讯——《毛主席的好战士》和《雷锋日记摘抄》。]961年初,雷锋被选为抚顺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市委授予他优秀少先队辅导员称号。1962年8月15日,雷锋因公殉职,他所在的3317部队决定,在望花区驻地举办“雷锋烈士事迹展览”,团市委组织全市青少年参观学习。当沈越得知情况后,指出:“雷锋是好典型,活教材。雷锋不仅是青少年学习的好榜样,还应当成为全党学习的好样板,一定要把学雷锋活动抓好。”并决定:一、请3317部队首长给全市党政领导干部作雷锋事迹报告;二、市委宣传部长亲自组织在全市更广泛地开展学习雷锋活动;三、《抚顺日报》要加强对学习雷锋活动的宣传报导。他还题词:“全市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都要向雷锋同志学习”。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3月6日,《解放军报》又发表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题词。抚顺市委又作出了《关于响应毛主席及党中央号召,进一步在全市深入开展学习雷锋运动的决定》。经过大张旗鼓地宣传教育活动,雷锋的光辉形象和事迹深入人心,有力地推动了全市各项工作的进展。同时,也推动了全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沈越在抚顺任职期间,还组织实施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在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东部山区农林业生产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十)

1965年4月,沈越调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计委主任。到任后,他即率领工作组深入东北三省进行调查,着手研究发展东北经济,改变贫穷落后地区面貌的战略规划和解决新兴高科技发展及环境污染等问题,并制定了一些相应的措施。但因1966年5月开始“文化大革命”,拟议中的各项工作未能付诸实现。

“文革”中,抚顺市的“造反派”将沈越定为“抚顺市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回批斗,十多公斤重的大铁牌挂在脖子上批斗、审问、拷打,头发被一缕缕揪掉,身心受到严重摧残,腰部落下终生病症。但他铮铮铁骨,毫不屈服。为了保护其他领导同志,他说:“我是抚顺市委第一书记,所有的责任由我承担。”表现出一位老共产党员无私无畏、襟怀坦荡的高尚品德。在长达五年的监禁中,仍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并教育家人相信党、相信群众,表明了他对党的忠诚和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

(十一)

1972年10月,沈越被解除监禁,获得“解放”,分配到鞍山市任革委会副主任。他不顾病痛,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到如何启动鞍钢的生产上去。“文革”中,原鞍山钢铁公司被撤销,变成了鞍山市革委会下属的第一工交组。由于缺乏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和统一的生产指挥系统,故而生产下降。找到问题的症结后,沈越顶着压力,于1975年9月19日,为中共鞍山市委起草了《关于成立鞍山钢铁公司、建立鞍钢党委的请求报告》。党中央于11月18日下发了《关于成立鞍山钢铁公司、建立鞍钢党委的批复》,指出:“鞍钢党委和革委会归中共鞍山市委和市革委会领导,鞍山的主要精力放在鞍钢,切实地把鞍钢的工作抓好。”同时任命沈越为中共鞍山市委第一书记兼鞍钢党委第一书记。

沈越主持中共鞍山市委和鞍钢党委工作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相继出台了一号、二号文件。一号文件是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为主题,要求对全公司4000名尚顶岗劳动的科技人员开列名单,区别情况,安排使用。同时,要进一步加强对知识分子工作的领导,以培养和建立一支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二号文件以当年5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开的钢铁工业座谈会上提出的整顿钢铁工业的办法为指针,解决鞍钢各单位路线不端正、派性未克服、政策不落实,核心不团结等问题。通过整顿,建立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落实好各项政策,把生产搞上去。

然而事与原违,在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逝世后,江青反革命集团又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一时间,大字报、大标语贴满了鞍山街头,攻击沈越是“邓小平在鞍山的代理人”、“正在走的走资派”、“搞企业整顿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打击造反派”。沈越以共产党员无私无畏的气概,顶着压力,据理力争,他认为:不把生产抓好,不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国家的兴旺发达都无从谈起。他多次语重心长的对一些老同志说:我们的国家,我们的鞍钢,再也经不起折腾了。我已经快60岁的人啦,再打倒一次又有什么可怕!可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应当抓住时机,尽快把鞍钢生产搞上去,才不辜负毛主席、党中央和人民群众的殷切希望。为此,他不计个人得失,忍辱负重,在接受批判、答辩之后,立即赴生产一线处理问题,以稳定生产形势,把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

1976年10月,党中央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十年浩劫。沈越更焕发了革命青春,积极投入拨乱反正工作。一方面,他组织领导全市各级党组织开展了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平反纠正“文革”中制造的冤假错案;另一方面,大规模地开展了企业整顿工作。先后派出38个工作组,对鞍钢下属107个厂矿单位、1000多个生产车间、1.3万多个生产班组进行整顿,恢复和完善了各项管理制度。此间,他还精心研究鞍钢的挖潜和技术改造及“六五”规划。1978年11月,在沈越的主持下,市委作出了《加速鞍钢技术改造,为实现现代化而奋斗的决议》,确定了依托老区、建设新区的两步走规划,要求作到生产和规划一齐抓,推动生产全面超历史水平。至1978年底,鞍钢的生铁、钢、钢材分别达到640万吨、686万吨、385万吨,分别比1976年净增107万吨、133万吨、78万吨。这些耀眼的数字,凝结着沈越的心血,体现出他对鞍钢生产做出的杰出贡献。

沈越不仅关注鞍钢的生产,而且心系鞍山人民。1975年,海城发生大地震,波及鞍山。他冒着余震的危险,深入到工厂、农村、学校视察灾情,召集有关部门安排好群众生活。他还把自住的楼下3间房腾出来,让给鞍钢炼铁厂9号高炉一位7口之家的老工人住。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他响应党中央提出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发扬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号召,每月从自己工资中提出100元上交党费(1954年定为国家行政七级,月工资290元)。

(十二)

1979年7月,沈越调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主管工业。辽宁省是我国的老工业基地,进入八十年代,已显现出经济结构失衡,重工业太重,轻工业太轻,且产品品种少、精细加工产品更少,服务水平低,市场供应紧张的局面。沈越根据中央和省委要适当改变重型经济结构,促使轻重工业协调发展的要求,亲自赴外地学习考察,并召开了两次工业工作会议,研究经济结构调整问题。他提出了“发挥重工业生产和技术优势,带动轻纺、电子工业的发展”、“发挥中心城市作用,带动周边地区”、“发挥现有大企业优势,带动中小企业”、“发挥科技优势,走挖潜、革新、改造的路子”等多项建议均被省委采纳。在组织实施上,他主持制定了辽宁省十个行业、四十大类产品、六十个名牌产品的调整发展规划。对轻纺、电子产品提出了在能源、资金、技术、原材料、外汇供应等方面的优先政策。经过全省上下的共同努力,到1983年,辽宁省轻重工业的比例,发生了可喜变化,轻纺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26.7%,上升到35.3%。与此同时,重工业产品结构也得到了调整,冶金行业在1983年开发高、精、尖产品291项,上万个规格的钢材开始走上面向市场,为用户服务的路子。出现了上品种、上质量、上水平,提高经济效益的新局面。

(十三)

1983年6月,沈越任国务院东北经济区规划办公室主任兼党组书记,中共辽宁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东北经济区包括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四盟(乌审召、哲里木、昭乌达、呼伦贝尔)。东北经济区规划办的基本职能是对经济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发展战略、战略重点、战略目标和实施步骤及措施进行研究,为国务院决策提出意见。规划办一成立,沈越紧紧抓住东北地区能源交通制约国民经济发展这一课题,带领全办同志,走遍了东北地区的电厂、煤矿、油田、港口、铁路、公路和交通枢纽,在调查研究东北能源设施现状,不断深化对区情认识的基础上,向国务院提出了《关于东北能源交通建设若干问题的报告》、《关于东北地区当前及“七五”期间煤电运同步建设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报告》。组织制定了《东北经济区能源交通发展(十年)规划纲要》。《纲要》首先提出“解决东北能源紧张的矛盾,必须坚持开发与节约并重,近期以节约为主的方针”、“加速东北的能源交通建设,必须坚持区内建设为主,区外为辅的原则,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加速把内蒙古东部三大露天煤矿建成煤电联产和煤电运联营的新型能源基地”、“煤电运建设要坚持统一规划,综合平衡,同步建设,协调发展”、“在不断调整优化运输结构,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逐步把东北地区建成以铁路为骨架,港口为门户,公路、水运、航空、管道相配合的高效率综合运输网。”由于《报告》和《纲要》提出发展目标、重点、方针、措施完全符合东北的区情和国家的产业政策及生产力布局要求。因此,受到了国务院的肯定和好评,被国家有关部门采纳。如沈大高速公路、营口鲅鱼圈港、锦州港、辽宁核电站以及全区20多个港口、路口、坑口电站及热电站的建设,就是在这些规划建议下组织实施的。

沈越既关心经济建设,又注意生态建设,把搞好东北的生态建设作为造福子孙的长远大计来抓。他不顾年老体弱,亲率调查组到大小兴安岭和牙克石地区考察,写出了《东北林业问题的调查报告》。由于国家有关部门采纳了他的意见,在东北各林业局制定和实施了营林、采伐及永续利用的中长期计划,坚决把不合理的采伐量压下来,从而基本结束了采育失调、生态失衡、资源萎缩的恶性循环,使东北地区的森林资源和生态建设,得到了保护和发展。

(十四)

1987年以后,由于“文革”中的摧残折磨以及复出后日夜操劳和忘我地工作,沈越的病情日渐沉重,下肢瘫痪不能行走。但他不顾病魔缠身,以超人的毅力,编著了《鞍钢巨变》(1989年7月出版,25万字)、《东北经济战略问题研究》(1987年7月出版,14万字)。《松园诗集》(1990年4月出版)。

沈越对吉林市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他抱病撰写了以反映吉林市两次解放和创建吉南根据地的专著《江城春晓》(1992年1月出版,12万字),给吉林市的广大人民群众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就在《江城春晓》问世不久,噩耗传来,沈越于1992年10月27日逝世。中共吉林市委发了唁电,表达了全市共产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对他的沉痛悼念。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鹏、朱镕基及中央有关部门和省、市敬献了花圈,沉痛悼念这位对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按照本人遗嘱和家属意愿丧事从简,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

中共辽宁省委、省顾问委员会在发布的文告中称:“沈越同志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沈越同志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了半个多世纪。他始终不渝地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他具有坚强的党性和组织纪律观念,他对工作认真负责,经验丰富,有胆识、有魄力,成绩斐然;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善于动脑,亲自动手,他襟怀坦白,为人正派,刚直不阿,顾全大局,团结同志;他严于律己,艰苦朴素,严格教育子女,清正廉洁。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兢兢业业工作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付出了毕生的精力,做出了不朽的业绩。”

录入人:宫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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