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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 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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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1993) 

雷震原名雷振奎,1906年4月出生在湖北省黄陂县尹家冲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雷震的父亲兄弟五人,未分家时,全家共14口人,都靠种田、出卖劳动力维持生活。分家后,雷震的父亲租了一间破房住下,成了汉口码头上的苦力工人,常年像牛马一样扛大包,但个人的温饱却毫无保证,困此很少回家,也很少给家里寄钱。母亲虽然是一位勤劳能干的贤妻良母,但雷家的生活却一年比一年困难。从雷震记事起,家里没吃过一顿白米饭,终年靠米糠、大麦糊和野菜充饥。全家三口人仅有的一床棉被,还是母亲的陪嫁,被里被面补丁摞补丁,简直认不出来原来的颜色。晚上一家三口人就挤在这床破被下面。冬天,雷震从未穿过棉衣。一双鞋子,只在晚上洗了脚后才穿一下,所以,穿了一年还是新的。一到过年,有钱人家大鱼大肉,鞭炮连天,雷震家却穷得连锅都揭不开。年三十,辛苦了一年的父亲在外躲债,不敢回家过年。家里就只有雷震一个男孩,母亲对他非常疼爱。在他8岁时,刚到中年的母亲就积劳成疾,吐血身亡。临死前,她叫着姐姐的名字,要喝口米汤,可家里连一粒米都没有,哪有米汤呢?雷震和姐姐急得只是痛哭!可怜的母亲拉着年仅十三岁的姐姐的手说:你要用你的双手拼命地劳动,把弟弟拉扯大,我们穷人要穷得有志气,就是要饭也不上地主家的门!母亲死后,姐弟俩无法生活,姐姐被送到外地当了童养媳,雷震就由伯父收养。

雷震从8岁开始放牛、砍柴,10岁就跟四叔到二十几里外的地主庄园去当长工。沉重的劳动压得他不长个儿,村里人都叫他“矮子”。冬天手脚都冻裂出大血口子,清早起来还得赤脚下水田,下到冷水里痛得像刀子扎心,有时,晕倒在水田里。好心的农民教他用针线把脚上的裂口缝起来。每天吃的是大麦糊糊加野菜,睡得是稻草堆,挨打受骂是家常便饭。就这样拼命地劳动,到年终还是两手空空。他16岁时,父亲见他所受的虐待,实在不忍心,就送他到邻村一家染坊当学徒。两手整天泡在染缸里,冬天冻裂的血口子,简直不像人手。冬天早上起来就要到水塘去漂布,手脚泡在刺骨的凉水里,冷得全身发抖。不到半年,他因承受不了这种欺压就把染锅砸破后逃跑。为了生活,父亲又把他送到湖北老河口学做成衣。学徒三年,做饭、洗衣……,什么都干。曾因不堪忍受压迫,弄坏机器后逃跑。当时,因年龄太小,离家太远,未曾逃脱,被东家找回去了。三年出师后还要无偿地帮师一年,又受东家的各种剥削。终年劳动,所得连维持生活都很困难。当时父亲年老体衰,在码头上失了业,每年要他补助。特别对他思想刺激最大的是,做成衣的工人在旧社会里是极下贱的。在生活上经常发生饥饿的恐慌,一没工做就得挨饿。旧社会里有这样一首歌谣形容裁缝的痛苦生活:“吃一辈子线头,穿一辈子针,喝一辈子凉水,戴一辈子顶针”。出师后,虽然人身得到了自由,但是经常找不到活干,所以连最低的生活标准也是无法保证。

1928年,雷震找不到工做,到处流浪,最后跑到汉口。当时,国民党到处抓“共产党”,随便杀人,搞得人心惶惶。听一些工友说,革命军共产党到汉口后,工人都得到了利益,并说共产党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同时也听到国民党在武汉屠杀共产党的残酷情形和共产党的英雄气概,雷震由此产生了对共产党的同情心。当时他身上只剩一块现大洋,每天只能吃四个烧饼,后来把每天四个烧饼减少到两个。特别是碰到生活无着落时,就想到共产党。1928年冬,从乡下跑到汉口的人传说:“农村来了共产党”。有的人说“共产党共产共妻,杀人放火……”,有的人说:“共产党杀富济贫,把地主的土地分给穷人……”。雷震发现,凡是说共产党坏的都是有钱人,凡是说共产党好的都是穷苦人。这时,他的思想开始倾向共产党,经常找农村来的穷苦农民了解共产党的情况。当时他就想,只有把地主、资本家彻底打倒,穷人才能翻身得解放;穷人多、富人少,有共产党领导,把穷人都团结起来,就一定能够达到这个目的。从此就下定决心回乡找共产党。

1929年春节前夕,雷震回到家乡的第三天,天刚蒙蒙亮,就听到一阵枪声,村子里顿时大乱,乡亲们跑的跑,躲的躲,说是共产党的赤卫队把村子包围了。他刚从汉口回来,还摸不清是怎么回事。于是匆忙穿好衣服从房子里出来。只见在黑暗中有许多穿着便衣的人手里拿着大刀、长矛、土枪。他毫不回避地站在门口观看。天大亮了,赤卫队的人看到他的一身装束,就把他当成有钱人抓了起来,带到区苏维埃所在地塔尔岗。因附近的乡亲说起来大家都认识,他们都到区苏维埃向领导人说明雷震的情况,要求保释他。经调查,第二天下午就决定放他回家。可是他这次从汉口回来就是要找共产党的。现在找到了,愿望实现了。他坚决要求参加共产党闹革命。区苏维埃答应了他的要求。在工作中经过一个时期的考验,领导上决定他在区苏维埃当交通。他向苏维埃领导宣誓,下决心誓死跟着共产党,不杀尽地主、资本家,誓不罢休。从那时起,他在工作中非常积极,学习特别认真,斗争勇敢坚定。当年8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受到党的教育,思想觉悟提高很快,逐渐转变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单纯动机,懂得了要为天下受压迫、剥削的劳苦大众的彻底解放而奋斗,因此在斗争中更加勇敢坚定,后来又担任了乡苏维埃的主席。1930年春,党号召扩大红军,雷震首先响应党的号召,率30多名赤卫队员参加了红军。

刚参加红军,领导上决定雷震任红十二师三十六团三营九连的指导员,但他本人要求从战士当起,先熟悉部队的生活,领导采纳了他的意见。土地革命时期,他参加了鄂豫皖苏区二、三、四、五次反围剿作战。当时他在红十二师三十六团三营九连任指导员,在环境极其险恶,斗争十分残酷的情况下,出生入死,身先士卒,浴血奋战,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战斗任务。

1933年,部队进入川陕革命根据地后,雷震任三十六团三营教导员,胜利地完成了空山坝战斗、通、南、巴战役,成为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团之一。可是在当时错误的肃反政策下,由于连队发生了传染病,因此雷震被逮捕,逼迫他承认是“改组派”,关押了三个多月。受到这次迫害以后,他在思想深处产生了一种怕犯错误的想法,对上级的命令、指示、纪律绝对服从执行。这种恐怖的思想直到1936年10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合以后,毛主席在保安第一次同他们讲话,听了毛主席执行干部政策以后,又经过抗大二期的学习,才逐渐打消。同时也认识到,在党中央领导下,革命干部的生命是有保障的。

1933年,在粉碎敌人“六路围攻”时,雷震任红二十七师七十九团政委、团长、师参谋长。在配合主力部队作战中,七十九团表现非常勇敢顽强,屡建奇功,成为红二十七师的主力团。红四方面军放弃川陕革命根据地北上战略转移时,与八十团一道胜利地完成了掩护全军北撤的艰巨任务。在强渡嘉陵江等战斗中,他带领两个营强渡嘉陵江,攻占南布,保卫了大后方,有力地配合了主力部队作战。

在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在夹金山、懋功山一线,与敌人进行的激烈战斗,为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安全进入懋功打开了通道;1935年6月16日,实现了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的胜利会师;1935年9月,张国焘分裂红军南下,一过草地;道路走不通后返回,二过草地;1936年6月3日,红二、四方面军会师甘孜,三过草地;1936年]0月8日,红二、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与红一方面军迎接部队在会宁之青家驿、界石铺会师。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部队所受教育是阶级教育、革命前途的教育,共产党员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等模范作用和党的纪律教育以及一般的军事知识,特别是技术教育。再加上张国焘以愚民政策毒害干部,使得广大干部、战士不懂得什么是政治,什么是理论,什么是政策,只知按级服从,稍有违背,轻者背大米袋子,重者杀头。红一、四方面军在草地分家后,红四方面军南下失败,道路走不通返回,第二次过草地。当时中下级干部对张国焘的不满情绪是较普遍的。事实教育了广大官兵,由此他就开始懂得了什么是真理和维护真理的斗争。1937年8月31日,红四方面军开展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他从始至终是站在正确路线的一方面,彻底地揭发了张国焘的错误和当时某些在反张国焘的斗争中仍坚持维护张国焘错误的思想及反对中央的一切行为。

1937年9月,雷震由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被党中央派往山西阎锡山组建的新军决死队第三纵队,为抗日统一战线做党的秘密工作。这是他第一次到陌生的环境中独立地开展工作,就是在这时,由当时的北方局驻山西临汾办事处的组织部长林枫指示他将雷振奎更名为雷震。

雷震先是被安排在决三纵队第七总队(团)接任政治处组织干事的工作。在与原组织干事郝廷光的共同努力下,每个连都建立了党的支部,并在班、排发展了少量的新党员。少数的班、排长和个别的营干部也加入了共产党。党的组织在当时是绝对保密的;党员之间只准发生单线联系。他们以党纲党章的中心思想在政治课中对部队进行教育;认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民主”;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坚决废除打骂制度……。大家对共产党、八路军提高了认识,除少数顽固派外,绝大多数表示拥护共产党、八路军。部队的民主空气很浓,士气很高。可是,当时决三纵队的某些领导由“左”倾机会主义转为投降主义的王明路线,提出“统一战线高于一切”、“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对国民党军官的政策是不分对象,一律用感情拉拢团结,不准斗争;在新军中不准发展我党的组织,并下令停止新军中党员的组织关系。红军派去的老干部(当时包括雷震共五人)一律不准在新军工作,不准掌握武装。由于雷震不同意他们的错误做法,就被调出来安排在阎锡山办的民族革命大学第四分校任军事教官。而当时的形势是,临汾失守,日军控制了整个同蒲铁路;阎锡山退到黄河以西。国民党中央军主力退到黄河以南,国民党的杂牌部队逃到了深山老林。在晋南三角地带,日军三五成群地到处抢粮、强奸、杀人、放火,还有被打散的国民党溃兵到处骚扰群众,人民群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雷震到四分校后,由于坚定地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政策,就向当时的教务主任杨献珍建议:在学生中组织武装游击队,到敌占区去开展游击战争。在杨献珍的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在没有任何后勤保障的情况下,以民族革命大学第四分校的大、中学生为基础,组建了游击第一支队,雷震任队长,支队二百多人,三十多支枪,都是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连枪也不会放,但抗日情绪很高;更困难的是,当时群众对“民大”游击队完全不了解。游击支队时刻把保卫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一方面打击外出抢粮的敌人,一方面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同群众交朋友,建立真正的鱼水关系,进一步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武装群众;以铁路工人自卫队为骨干,依靠地方党,协助“牺盟会”建立地方政权。每县都组织了人数不等的县武装。后来又组建了游击第四支队,几个红军老干部都开始掌握了武装,并在同蒲铁路由曲沃至运城的两侧广大地区开展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当时,在周围数百里的广大地区内,只有他们这一支很小的抗日武装同敌人坚持了六个月的游击战争,有力的打击了敌人,缴获了日本人的三八枪和轻机枪,武装了自己,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发展和锻炼了自己的部队,也积累了一些对敌斗争的经验;尤其是鼓舞和治愈了当时害“恐日症”最深的新军部队。在此鼓舞下,三个月以后,决死队的部队也下了山,各县抗日政权也逐渐建立起来。

但当时的错误领导以“破坏统一战线”为名,命令雷震马上把队伍带回学校解散,遭到雷震义正词严的反驳。之后,又说这个武装是不合法的(未经阎司令长官批准),在经济上、物资上不供给一元钱、一支枪、一双鞋。只有杨献珍经常由学校教育经费内补助支队万把元到几万元。后来部队扩大了,这点补助也无济于事,学校也没有力量继续补助了。当时,部队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吃饭全由群众自动派给,依靠群众给支队送情报、当向导。用破坏铁路得来的铁轨自制步枪、手榴弹,打击日军,如果没有这一条,游击支队这点力量在当时极恶劣的环境下是无法维持的。部队完全靠政治觉悟来克服物质上的极大困难。后来,群众给支队部送来一面锦旗,上面写着“威震晋南”四个大字。1938年夏,阎锡山委任雷震为晋南十三县游击总指挥。后来,铁路工人自卫队、改编过来的王学林夏县游击十一支队、游击第四支队近二千人,均由雷震统一领导指挥。然而,不到三个多月,由于阎锡山的亲信报告说“晋南赤化了”等等,阎锡山就下令取消了总指挥部。在各县的武装遭到严重破坏的同时,雷震及时抽调了三百多人的县武装,交给夏县地方党,补充了唐天际的部队。

1938年秋。经过与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坚决地斗争,支队才得到承认,被整编为决三纵队下的三个游击团之一——游击十团,由雷震任团长。当时,他按照党中央的方针,对蒋系军官是团结其正确的一面,斗争其反动的一面,从感情上转到政治上去争取和团结他们。在部队中,坚决采取以绝对秘密的、慎重的、个别吸收的方式发展党的组织,建立连队支部。在那个斗争极其严峻的时期,雷震对党的纪律,对私人生活比在八路军时约束得更紧。为了党的利益,多次拒绝结婚,直到1938年冬由杨献珍亲自主婚,才结婚。他认为一个共产党员,在独立工作环境中,没有党和上级监督的情况下完全应该这样做的。

阎锡山由联共抗日逐渐走向反共降日的道路。1939年8月阎锡山在秋林召开专员以上的高级干部会议,公开宣布反革命口号:“大家准备变天,都要积极准备雨伞。”此后阎锡山的一连串的反动措施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严重。如,在秋林开办尉官以上的军官集训团,其目的是严格审查干部,用升官发财、金钱美女拉拢收买干部,从组织上、思想上准备反动的各种措施。大批的特工人员以“突击队”、“精神建设委员会”、“点验团”等合法名义被陆续地派到部队和地方,进行特务暗杀、威胁利诱。由于游击十团在组织上、思想上进行了充分地准备,敌人连一根稻草也没捞到。1939年秋,阎锡山为进一步控制我武装力量,将决三纵队改编为独三旅和一九七旅,游击十团和十一团被编入赵世龄(靠反共起家的法西斯分子,在解放战争时期曾顽固死守太原的主将之一)任旅长的一九七旅,并命令取消部队的政治委员制度。从此,反顽斗争更加尖锐了。赵世龄扬言:“要彻底改造游十团”,甚至发誓:  “不吃掉游十团死不瞑目”。他采用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以新建旅部为理由,下命令在游十团成排、连建制地抽调人、枪;游十团的对策是坚决拒绝,一个不给。二是指名抽调游十团的军政干部;游十团的对策是干部缺额,不能再调。三是假借交流经验、交流干部,派特务混入游十团进行破坏。在这些险恶阴谋都未得逞后,恼羞成怒的赵世龄就采用更恶毒的手段:由减半发给十团连以下干部的津贴而变为一切经费全不供给,企图瓦解我们的部队。在这种情况下,雷震将个人每月40元的薪水全部拿出作解决部队困难之用,从而更加促进了反顽斗争,以积极的斗争战胜了反动势力的一切阴谋和企图。

1939年12月,斗争日趋紧张,已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决三纵队的旧军官实质上控制了部队,公开地反对共产党、反对牺盟会,政工干部被架空。为了摸清内部的情况,雷震冒着生命危险,深入虎穴,面见赵世龄。他挑选了四个机灵能干的警卫员,和一九七旅政治部主任张凤阁一同去了一九七旅,当时,赵世龄以“违抗命令”为由,要以军法处置。对此,雷震表现得沉着冷静,并且急中生智,假装诚恳的样子,巧妙地利用当时部队“军政摩擦”的矛盾,得到了赵世龄的同情。晚饭后,赵世龄又找雷震单独谈了三个多小时。由于雷震同赵世龄斗智斗勇,终于取得了赵世龄的信任。赵将阎锡山“三天内在全省发动军事政变”的具体内容和做法全部告诉了雷震,并命令雷三天内把全团用“点名发饷”的名义带到他指定的地点集结,事后保雷当旅长。晚上12点多钟,赵派人送雷回宿舍休息。外面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雷震一进门,张凤阁就从炕上坐起来,要雷告诉他赵谈话的内容。正在这时,雷震突然警惕到外面可能有人监视。于是急转身,假装小便,掀开门帘,黑暗中发现门外左右两侧都有人影在移动,才知道这是赵的最后拭探。因此,雷震故意提高嗓门同张讲了许多奉承赵世龄的话,同时,将三天内军事政变,要杀害政治干部和共产党员的情况写在一张烟盒纸上给张凤阁看后烧了。这一夜雷震都在盘算着:明天回到团里就只剩两天的时间了,又想到部队共产党员和政工人员的生命安全……。天刚亮,雷震就去向赵世龄告别。这时赵还未起床,把雷叫到床前,表示很满意的样子,要雷一定完成任务,并留雷吃了早饭再走。雷震说时间紧迫,饭留在事成之后再吃。赵显出更加放心的样子,还让他的副官拿了一点经费给雷。

一出门,雷震和四个警卫员快马加鞭,从一九七旅驻地安泽县,用6个小时跑完了150多华里。下午3点多钟,回到游十团驻地屯留县雁落坪。第一件事就是给决三纵队领导发电报;第二件事,召开总支委会传达赵世龄的谈话,并讨论应急措施;第三件事,连夜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传达总支委会决定,进行政治动员;第四件事,重新调整军事部署。第二天清晨,雷震利用早操时间,召集全团大会进行总动员。早饭后,以营为单位开展反对阎锡山反共降日罪恶阴谋的活动,落实总支委会的决议。第二天黄昏就接到赵世龄派副官送来的命令,要部队到他指定的地点集结……。雷震团长写了回文,说明部队正在集结,明天准时带到指定地点。第三天下午6点左右,雷震派出的警戒部队和侦查人员报告:驻长子地区的国民党范汉杰部两个团由东、北两个方向向游十团驻地靠近,并封锁了向东和向北通往决一纵队防区的大小通道。西面是没有人烟的大山区,南面是独三旅和一九七旅的防区。下午6点多钟,突然接到进驻游十团北面的范汉杰部的一个团的副官送来的公函,内容是:最近日军要大扫荡,该团要在这一带布防,准备反扫荡,务请游十团向南让出百里以内防区……。雷震接到公函后,分析国民党的阴谋是为了配合阎锡山反共,诱我南下就范,反抗就用武力解决。于是马上回函表示完全同意,派一营长刘建明送去。同时,立即召开连、营干部会,果断决定在拂晓前必须向北突围出去,向决一纵队靠拢。雷震命一营长刘建明代理团长率部翻越西面大山,然后向北进入决一纵队之防区张店会合。为了迷惑敌人,保证部队顺利突围,他自己则带三辆马车将10多名重伤员伪装成警卫队坐在车上,由驻地向北,沿着直通屯留县城的大路前进。刚走出10多里地,就被国民党军某团的警戒部队阻拦。雷向该团副官长说明是去屯留调部队,准备撤离此地南移。副官长看到只带了三辆空车和10名战士,就很客气地放行了。通过敌防区后,雷震即由东转向北,向张店快速前进。在去张店的途中,遇到从决一纵队开完会返回决三纵队的独三旅旅长颜天明和牺盟会负责人王兴让,雷震将决三纵队已叛变的消息告诉他们,要他们返回一纵队。下午3点多钟,全团在事先规定的地点张店会合,并同薄一波取得了联系。就在当天黄昏,在游十团驻地发现了赵世龄的副官,雷震当即命令将他枪决。

在“十二月政变”中,一个纵队司令部、一个旅部、三个团叛变,共计损失3500余人,被捕被俘军政干部150余人,被杀害30余人。只有雷震团长为决三纵队保存了唯一的一个完整的团队。1940年春,党决定以游十团为基础重建决三纵队,直属一二九师刘伯承、邓小平首长领导。雷震被派到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任十六团团长,使该团战斗力有很大提高,成为三八六旅的主力团之一,在太行、太岳四次大的反扫荡作战及百团大战中发扬不怕苦、不怕死的革命英雄气概,屡建战功,后在解放战争中被军委命名为“光荣的临汾旅”。1942年春,晋东南成立晋豫联防区(不久改为中条军分区),雷震任司令员。

自参加革命以来,组织上送雷震三次进学校学习:1937年延安抗大第二期六个月;1940年一二九师轮训队三个月;1943年秋至1945年延安中央党校一部六支队。经过这些学校的专门教育,他有很大收获。特别是1937年在延安抗大的学习,使他明确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政治常识、党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和党的建设。这些使他逐渐认识到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是正确的,使得他在1937年底至1940年5月这两年半的独立工作环境中能够正确掌握和执行党中央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从始至终贯彻执行了党中央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政策,能够发现当时领导上的错误,能够同错误路线做斗争。他特别重视了武装,并亲自掌握,这支武装是党领导的,党员干部在部队中有很高的威信,上下团结一致。所以在“十二月政变”的突发事变中没有受到任何损失,巩固了自己的力量,战胜了敌人的一切阴谋,胜利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光荣任务。

1943年经过延安党校学习以后,进一步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我党在各个革命时期路线、策略和各种政策,以及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均有了一个较明确的、全面的、系统的了解和认识;深刻地体会到党内的思想斗争及反对各种不良倾向斗争的重要性。特别是学习了党的路线以后,大家一致认识到我党的领袖毛主席的英明、伟大,都说:“中国革命能有今天,我们这些人还能活到今天在这里学习,就只有感谢毛主席!”更加提高了对党对革命的认识,提高了政策观念和群众观念,特别是提高了自己明辨是非的能力和警惕性,深知在党的正确领导和教育下,在各方面的进步是很大的。

日本投降后,1945年,雷震于延安党校毕业,奉命率领党校毕业学员(师团级干部)三百余人到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报到。

雷震到达东北后,被分配到辽宁军区任副司令员,1946年4月调吉林军区任副司令员。由于驻吉苏联红军拟于4月下旬撤出吉林,所以我党为了在苏军离开后完全控制吉林市,于4月9日在吉林市公开了中共吉林省委机关,吉林军区也立刻进驻吉林市。5月19日,东北民主联军为了避开优势之敌,主动撤出四平,22日又撤出长春。5月25日,中共吉辽省委在吉林召开领导干部会议,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周桓代表东北局宣布关于吉林撤退的决定。会后,省委、省政府撤至延吉市,吉林市委、市政府由市委书记饶斌、市长沈越带领撤至乌拉街。5月27日东北民主联军前线总指挥林彪率部队经吉林撤向乌拉街。雷震率部配合东北民主联军一师、二师完成掩护任务之后,奉命找到几个日籍技术人员,连夜研究炸桥方案,直到第二天清晨,将桥炸毁后,最后一批撤离吉林市。吉林军区所部撤至舒兰县。

吉林省委于1946年7月18日召开扩大会议,确定了今后的方针——为创造东满根据地与准备粉碎敌人的进攻而斗争。决定建立吉东、吉南、吉北三个根据地,吉东是主要根据地、建立吉南、吉北“以支援和配合吉东根据地创造和斗争,使吉北、吉南成为吉东的前翼和屏障,成为威胁吉林、长春的两个拳头。”会后,中共吉北地委、专署和军分区在舒兰成立,曹里怀任军分区司令员,吉北地委书记伍晋南兼任政委,雷震、张广才任副司令员。原吉林军区警卫一团改编为吉北军分区一团,另辖榆树、舒兰、永北三个县保安团和骑兵大队,兵员达3500多人。

在吉北军分区建立后不久,雷震因当时恶劣的生活环境患上了疥疮,被送到设在舒兰县金马原“吉黑支队临时野战医院”治疗。医院虽然设有门诊部、手术室和住院部,但还不能满足前方的需要。雷震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想的却是前方流血的将士,他盘算着要为军分区建设一座像样的后方医院。在当时那种战争环境下,要想建设一座功能齐全的医院谈何容易。但前方的将士每天都在流血,雷震一刻也不能等待。他把临时医院的负责人王长勋找到床前,指示尽快在临时医院的基础上组建吉北军分区后方医院,着重详细讨论了医务人员、药品的来源和医疗设备等问题。并请来了吉北军分区副司令员张广才(兼后勤部长)共同商讨。经研究最后决定在原地立即组建后方医院。医院设院部,受吉北军分区卫生部领导,院部和卫生部合署办公。医院下设医务室、护理室、手术室、药房、总务室、警卫班。医院成立后,首先解决了医护人员不足的问题。这个医院的前身是日本开拓团医院,当时,还有部分日本医生还没有走,经王长勋等说服、动员,他们中的一些人答应到医院工作。其中有原开拓团医院院长阿布、医生三板、大木、远中等六七名医生,还有高木、滕本等护士,基本满足了对医务人员的需要。为了解决护理人员的不足,雷震指示从军分区所属的三个团的文工队抽一部分女队员,又从吉北专署所属各县选拔一批有培养前途的优秀女青年,经过培训充当护理员。这样,全院职工很快达到300多人。医院药品极缺,雷震与专署协商,吉北专署于1946年冬、1947年春、秋曾三次拨款为后方医院购买大量急需的药品。当时手术器械奇缺,阿布医生在我方人员的感化下,将藏在自家天棚上的手术器械全部无偿地献给医院使用。后来,雷震得知这个情况后指示医院有关部门付给他二三千元作为补偿。

我军“三下江南”战役开始后,吉北后方医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战场上下来的伤员,是地方部队的留下治疗,是主力部队的做好处理,及时转送到哈尔滨、三棵树等地野战后方医院。药品不足时,雷震就鼓励医务人员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自己动手制作药品,如治疗疥疮的药品需要的硫磺一时买不到,他们就在阿布医生的建议和指导下将电瓷瓶里的硫磺抠出来代用,没有绷带就将花布消毒后代用;没有冻疮膏就用荤油代替,群策群力,克服重重困难。

医院从建立时算起,共收治3000多名伤病员。1947年4月,医院迁至今五常县山河屯,更名为东北民主联军独立第三师野战医院。1947年8月,独三师改编入东北民主联军第十纵队,医院也抽出近三分之二的医护人员和一部分医疗设备随纵队组建野战医院。留下的医务人员归属吉北军分区,仍叫吉北军分区后方医院。在秋季攻势中,该院的医护人员随雷震率领的分区部队奔赴乌拉街前线组织战地救护。同年底,吉北后方医院从山河屯迁至吉北军分区所在地舒兰。1948年春我军解放吉林后,该院改为二十四后方医院。

吉北地处战略要地,既是对敌斗争的前沿,又是开辟新区的后方,军分区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和巩固吉北根据地,既要协助地委发动群众参军参战,清剿土匪,建立革命政权,又要配合主力部队完成作战任务。吉北地区建立之初,全区有土匪4000余众,他们结伙成帮,活动猖獗。榆树县有土匪17股,舒兰县有土匪15股,这些土匪活动在东部山区,打家劫舍,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搅得地方鸡犬不宁。雷震率军分区部队和地方武装在主力部队的协助下多次进山清剿,至1946年底,吉北地区的匪患基本肃清,安定了社会秩序,稳定的局势。

东北民主联军驻北满主力部队为策应辽东军区“四保临江”,从1947年1月5日至3月16日,曾先后三次南渡松花江作战,史称“三下江南”。吉北地区处于对敌斗争的前沿,沦陷区九台、德惠两县是主战场。因此,配合和支援主力部队作战,便成为吉林地区军民的主要任务。为了配合主力部队顺利实施“三下江南”战役;雷震率吉北军分区指战员按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统一部署,于1946年11月上旬先行派一个团渡过松花江,组成两个便衣队,破坏了吉林至九台的铁路线大部,炸毁了桦皮厂至九台间的铁桥,切断了国民党军的吉长交通大动脉。1947年1月5日,驻北满的东北民主联军第一、二、六纵队拉开“一下江南”战役的序幕。次日,吉北军分区所属部队攻占了石屯,阻击向其塔木增援的国民党吉林保安团,配合一纵于张麻子沟、其塔木全歼敌新一军三十八师3个营,取得了“一下江南”的胜利。此后,吉北军分区所属部队返回舒兰县邵家沟休整,并于2月12日奉命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直属独立第三师,仍继续承担开辟和保卫吉北根据地的任务。2月下旬和3月中旬,吉北部队又两渡松花江,配合北满主力胜利完成“二下江南”和“三下江南”的作战任务。

夏季攻势开始以后,雷震率独三师奉命对敌各据点展开全面进攻,曾先后夺取江密峰、乌拉街等重镇。同年6月中旬,四平战役开始,独三师奉命与独一、独四师组成阻击兵团,阻击长春之敌增援四平。7月,独三师进驻蛟河整训,8月20日,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命令组建第十纵队,独三师改编为十纵二十九师,曹里怀调任六纵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雷震任吉北军分区司令员。

在同年9月14日开始的秋季攻势中,雷震指挥吉北军分区部队和永北县保安团、吉东警二旅四团配合东北民主联军六纵及东满部队反击吉林出犯之敌,收复乌拉街、桦皮厂、哈达湾等地。11月初,雷震指挥吉北军分区八团渡过松花江,到江西开展群众工作,剿匪反霸,配合主力作战。在九台、德惠两县先后解放后,分区部队配合地委和县工作队进入两县东部地区开展土地改革,打击敌特及“还乡团”活动,巩固了新收复区。12月,我军发动冬季攻势,对吉林之敌形成包围之势。雷震又指挥地方武装对从吉林出犯抢粮之敌给予迎头痛击。到1948年初,吉北军分区部队攻克敌据点九站、大屯等地,吉林市成为一座孤城。3月8日,驻吉林守敌六十军弃城向长春逃遁。

吉林解放后,我军包围了长春,造成兵临城下之势,围困长春成为吉北军分区的主要任务。雷震率部坐阵长春外围,发动群众参军参战,支援前线。据统计,1948年德惠县参军的青年就有3000人,出大车460台(次);九台县参军的青年达5000多人。在向主力部队输送兵员的同时,吉北军分区还在德惠、九台组建了三线兵团,配合主力包围长春。1948年6月,吉林省委、省政府和吉林军区鉴于收复区不断扩大和巩固,吉北与吉南及整个东满根据地已联成一片,省会已迁驻吉林市,十分便利于实施对吉北地区的直接领导等情况,决定撤销吉北地委、专署和军分区。雷震改任吉林军区参谋长,参加了“辽沈战役”。1949年,天津解放后,雷震任第四野战军四十五军参谋长。平津战役结束后随大军南下,先后参加了衡宝战役、广西战役等。

雷震自1930年参加红军以后,在党的培养和教育下,从一个抱着复仇心理,富有反抗精神的穷苦孩子,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他经受了各种考验和磨难,无论是枪林弹雨还是威胁利诱,甚至在革命队伍中蒙受不白之冤,都丝毫不能动摇他对党的赤胆忠心和对共产主义理想的不懈追求。他身经百战,出生入死,曾五次负伤,其中重伤三次,解放后被评为二等甲级残废。在和平的环境中,雷震并没有躺在功劳簿上,坐享其成,而是继续保持着共产党人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忘我地工作。1951年,他任四十八军副军长;1952年,任江西省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雷震被授予少将军衔,并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9年任福建军区司令员。1965年冬离休,1988年获一级红星荣誉勋章。系第四届、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93年4月2日9时。因病医治无效。在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不幸逝世,终年87周岁。

他一生光明磊落、无私无畏,对那些以权谋私、拉山头、搞派性、吹牛拍马、贪污浪费、请客送礼的现象深恶痛绝!别人都批评他是一个不识“时务”的人,可他的回答是:要做一个不谋私利的人!新中国成立以来,他几十年如一日的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高度的原则性和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为他所工作过的部队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大家对他的评价是:在的时候害怕他,走了以后想念他。他一贯严格要求子女,言传身教,从不让子女享受任何特殊等遇;当大儿子部队复员时,他亲自拍电报鼓励支持他不回大城市,踊跃参加边疆建设。

他酷爱学习。参加革命前,他只读过三个月的书,经过长期刻苦的努力,在每次的文化学习中,他都是标兵。他的所有的报告和讲话,从不让秘书拟稿,都自己一字一句的书写、修改,直到最后有条有理、清清楚楚。离休后,他仍然坚持每天看书读报,参加学习,了解和掌握党在新时期的方针、政策、路线,以及国家大事、国际新闻。晚年,因患白内障,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戴着眼镜,再拿着放大镜继续伏案学习。在最后的几年,他在医院带病坚持撰写了十几万字的回忆录。

1992年患癌症,病重期间,曾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及广州军区领导的关心和多次探望。他忍受着难以想象的病痛的折磨,积极服从、配合医生的治疗,与疾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1992年夏,在多根肋骨骨折的情况下,他凭借着惊人的毅力,穿着特制的钢背心又一次登上海拔一千多米的鸡公山。

在二十多年的离休生活中,他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党和国家几位主要领导人相继逝世、“四人帮”垮台、改革开放等几件大事;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他始终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定立场。他常说:“我们党内也有阴暗面,但正是同它的斗争中证明了我们的党是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否则就不会有今天的新中国。”

雷震对他的家乡和他的父老乡亲始终怀着极其深厚的情感,一直关心和惦念着家乡的建设;平时,他从不肯乱花一分钱,但得知家乡遭受水灾后,他拿出自己积攒的生活费,捐献给家乡受灾的群众。雷震生前留下遗书,一不开追悼会,二不搞遗休告别,三不留骨灰,将骨灰全部撒到生他、养他,并引导他走上革命道路的湖北黄陂家乡——木兰山上。

    原载中共吉林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共吉林市党史人物(三)》,东北师大出版社,1999年出版  本文作者:光复  昌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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