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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 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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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1996) 

薛焰,原名薛道信,曾用名薛峰。陕西省韩城县独泉村人,1934年6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转为中共党员。历任红军游击队十一支队经济员,红二十五军独立营文书,少共陕甘省委白区工作部部长,陕甘宁省青救会社会工作部部长,陕西省委沿河工委青年工作部部长,中央直属党委保卫会负责人。1945年后历任中共东北局社会部干部科科长、政策研究科科长、司法科科长,吉北地委社会部部长兼公安处处长。1948年后任中共长春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市公安局局长。1952年后任中共吉林省委常委、省政府党组副书记、省公安厅厅长,省公安总队政委兼省检察署检察长。1953年2月后历任中共广州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长、市检察院检察长,广州市副市长,广州军分区政委,中共广州市委书记处书记、常务书记。1962年后任中共西安市委书记处书记,常务书记。“文化大革命”期间,受林彪、“四人帮”迫害。1975年6月恢复工作后,历任中共广州市委常委,广州市革委会副主任,中共广州市委书记,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第五届政协主席。1983年4月后任广东省第六届、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92年4月9日,离职休养。1996年8月31日,老红军薛焰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广州逝世,终年75岁。

薛焰,乳名薛顺怀,于1921年1月17日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父母靠种田为生,生活很困难。薛焰8岁时就帮父亲放牛。在本村初小读书时,每逢农忙就回家务农。1932年秋,其舅父见他聪明、机灵,就从经济上给予资助,把他接到外婆家供养他读书,送他到宜川县集义镇第四高小读书。在读书期间,薛焰勤学苦读,故功课很好,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好评。在这里他受到了共产党员刘葆璋的进步思想的影响,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从第二学期至毕业时,他皆在学生自济会工作,曾任交际股长、宣传股长。当时年小虽未做什么了不起的事,但校内外还较有声誉。他与进步学生、老师在刘葆璋的组织领导下,曾参加抗捐,反对校长贪污,张贴标语,宣传清算校长账目,罢免区长刘子华,打烟高局长等活动。薛焰在高小时期,正值全国人民特别是爱国青年纷纷掀起抗日救亡运动。在大革命潮流的影响下,他接受了一些革命的思想,对陕北清涧的红军活动很关心,经常打听消息。1934年红军骑兵团在宜川县城打了胜仗,到处传说着红军英勇如神的故事,更加鼓舞了他向往红军的决心。是年6月,红军陕甘边区二路队到了集义镇,薛焰找到在红军队伍中的刘葆璋,要求参加红军,在刘的引荐下,他投身到红军队伍中斗地主、打土豪,开仓分粮。红军走时,他瞒着父母,从外婆家义无反顾地随着革命队伍踏上了征途。从此,成为一名红军战士,当时他才13岁。

薛焰初到队伍内过不惯生活,政委吴浩就给他讲闹革命的道理,讲列宁故事,讲先锋队故事,并派他做宣传员,给部队教歌儿,给老百姓讲演。部队行军时,由于他年龄小,走不动了就叫他骑在刘葆璋同志的马屁股上。月余后调他到十一支队任经济员(管供给),给他一匹马,他非常高兴,工作得很好。同年秋加入了中国少年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秋编入红二十五军独立营任文书,每天统计表册,写口令及报告等,工作勤奋上进。12月,组织派他到陕北瓦窑堡中央党校白区工作班学习。1936年初,学习结束,薛焰由一名少共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并被派去韩命工委工作,为陕甘团省委候补工委委员,在黄龙山打游击。同年夏季,薛焰被调回陕甘省委任少共省委白区工作部部长。随红军西征,参加迎接中央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工作团。西征队伍行至甘肃环县、预旺、金积一带开辟工作,在环县组织游击队。因游击队内成分不纯,混有一些反革命的民团分子,策动一部分不愿离家的队员反水叛乱。薛焰等在各乡工作的卅余名同志被叛匪捆绑,有的先后惨遭杀害。薛焰被陪绑刑场四次,因他年小叛匪没有杀他,但也没有放他,在该叛匪处押了廿余天。一天晚上,红军追剿叛匪时他趁机脱逃,回到省委,见了当时省委书记李富春,军事部长肖劲光等同志,报告了敌情。肖部长派红一团将该叛匪消灭。不久,省委派他去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工作。在此工作月余,因生病住进红大三科用品处休息,病愈后即随李一氓同志去金积工委工作,后又回省委。此时,正是二、四方面军与一方面军汇合之际,敌胡宗南部在后追赶,我军采取战略转移,进行东撤。在东撤途中,回民游击队少部分人叛变,薛焰再次被叛匪捆绑,同时还有红军某部团长曹哲民和他的警卫员,都被叛匪牵着绳子走。当红军与叛匪打起时,薛焰用牙齿把绳子咬开,他们三人趁机躲藏在老百姓的羊群里,老百姓掩护他们哄骗叛匪说他们走了大路。于是,薛焰等人才得以脱险,由薛焰带着二人走小路,绕开叛匪回到省委,找到省委白区工作部部长蔡畅。“文革”中这段经历竟成了薛焰的“罪状”,说他是叛徒,后经曹哲民、蔡畅等证明了薛焰的清白。蔡畅说:“薛焰是一根独苗,从小参加革命,国民党军队里没有脚穿草鞋,上身穿羊皮袄,下身穿裆裤的。参加红军的人不想当了,就抓他们,他想方设法逃走,如果不这样白区工作就不用干了”。

薛焰历尽艰险,回到省委不久,就被派到陇东西峰镇红军办事处任秘书。1937年2月,任陕甘宁省委青救会社会工作部部长。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者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国抗战开始,党中央为了培养大批党政军干部,选调一批批有造就的青年到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是年8月,薛焰被派到延安桥儿沟中央党校十班学习。主要课程有《共产党宣言》、《苏共党史》,薛焰有生以来第一次较为系统地学习了政治理论、军事技能等课程,还聆听了毛主席、朱德、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作的政治形势报告。薛焰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其父亲背着干粮徒步走到延安找儿子。原因薛焰参加红军是从外婆家瞒着父母走的,母亲听说薛焰走了,就哭着喊着到外婆家要儿子,外婆家没办法就说让表弟给当儿子。其母想儿子忧郁成疾,病倒了。当时国民党占领着他的家乡,薛焰没回一趟家。母亲打听到儿子还活着,在病危之际,就让丈夫去找,无论如何要把儿子找回来见一面,于是他父亲来到延安。当薛焰听说母亲因想念他而病入膏肓,只求能见他一面时,心如刀割,万分难过。可是,自古忠孝难以两全。此时正值抗战时期,学习任务很紧,薛焰没有跟父亲回家看一看望眼欲穿的母亲。当父亲回到家同母亲说咱儿子很好,在毛主席那里,现在正学习不能回来,他母亲就与世长辞了!

1938年1月,薛焰在中央党校学习结束,调任陕西省委沿河工委青年工作部部长。当时沿河党组织还很薄弱,故组织工委开展工作。薛焰的公开职务是合阳县政府视察员,以此名义常下乡工作。5月间,回省委任青委委员,负责青年工作和机关支书工作。同年10月,省委派他出席中央青委工作会议及二次青救大会。1939年底,回延安中央马列学院学习,在学习中做支部及保卫工作。1941年6月,又调枣园中央社会部保卫干部训练班学习。通过保卫训练班的学习,使薛焰进一步认识到保卫工作的重要性。是年底,薛焰调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保卫工作委员会,任专职委员,在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和中央社会部双重领导下,负责保卫党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从此薛焰踏上了保卫战线,开始了他的公安工作生涯。保卫党中央,保卫中央领导的安全,责任重大,关系到我们党的前途和国家的命运,他为能肩负起这一神圣的使命而自豪。在全党整风运动中,他参加了中央医院整风的甄别工作,实事求是地落实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纠正整风扩大化的指示,得到广大医护人员的好评。

1944年夏到1945年8月,薛焰同志又被调到中央党校第三部学习。这个时间,正是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局部反攻,德、意法西斯面临彻底覆灭和中国抗日战争接近胜利的前夜,党中央为迎接抗战胜利培训了大批干部。在三部薛焰学习了毛泽东主席的《学习和时局》和党的七大报告,《论联合政府》及周恩来的《论统一战线》等论著。1945年8月13日,薛焰参加了延安干部会议,聆听了毛泽东所作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使他认清了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人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

薛焰同志经过延安时期多次的学习和培训,增长了才干,提高了素质,为他的一生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

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革命斗争的主要任务也发生了改变,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利益的反革命集团,妄图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抢夺抗战的胜利果实。为了保卫这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1945年9月19日,中共中央正式确定全国的战略方针后,立即调整兵力部署,先后派出10万人的部队和2万名干部开往东北。

1945年8月,薛焰随着汪金祥、叶长庚等率领的南方干部第一大队,按党中央的派遣奔赴赣东、湘西一带,恢复和建立闽浙赣根据地。他们1945年8月17日从延安出发,途经晋东南时,接到中央紧急电报,转赴东北。随即奉命日夜兼程,于11月13日到达东北第一大城市沈阳。东北局书记彭真决定汪金祥、王鉴、薛焰等原中央社会部的干部留东北局社会部工作。薛焰在东北局社会部工作期间,在汪金祥、邹大鹏、于克等同志的领导下,配合解放战争的进程,全力投入了锄奸、剿匪、反特的斗争,为东北人民解放事业,特别是为吉林公安保卫工作的创建,立下了卓越功勋。

光复后,东北的情况十分混乱,日伪军、警、宪、特、土匪纷纷蠢动。国民党地下党、特人员,在其公开进入东北的东北行营、国民党党部、国民党党务专员办事处等策动支持下,乘机大肆网络各种歹徒,组建地下军反革命武装。他们以“明八路,暗中央”(公开宣称是八路军,实是中央军)的阴谋策略,妄图混迹存在与发展,待机配合国民党中央军夺取东北阵地。1946年2月3日,在通化发生了一起蒋日伪合流的大规模反革命暴乱,即“通化二三暴乱事件”。这起暴乱参加人员有国民党特务分子200余人,日本关东军残余和裹挟的日人3000余人,使我通化地方党政军和公安机关遭到袭击,造成一定伤亡。薛焰受汪金祥之命率部奔赴通化,配合通化地方党政军及公安机关侦破处理平定了此暴乱事件。

4月18日,长春第一次解放。19日,汪金祥率东北局社会部全体人员进驻长春,并组建了长春特别市公安局,汪金祥兼任局长,张化东任副局长,王鉴任一处(治安)处长,薛焰任二处(司法)处长。在汪金祥的指挥下,由王鉴、薛焰具体组织,全市公安机关搜捕日伪残余及国民党匪特,整顿社会治安。

经过严密部署,紧急行动,搜捕日伪战犯、汉奸、警察头子及国民党特务200多人。同时,查获了大量敌伪档案,其中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伪首都宪兵队、警察厅特高科、军法处档案30余箱。敌伪档案中有日伪特务机关利用叛徒破坏中共地下组织和东北抗日联军的材料,这些档案为后来锄奸肃特斗争起了重要作用。还没收了敌伪大量金银财物,全部用于支援前线。薛焰的警卫员刘洪昌在回忆时说:“不让任何人拿金银,对手下管的很严”,汪金祥曾经说:“薛焰是我最得力的公安部长,在东北社会部他贡献很大”。

1946年5月下旬,按照党中央毛主席关于“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指示,我军奉命撤出四平保卫战,实行战略转移。5月22日晚10时,汪金祥率王鉴、薛焰等长春公安总局机关30余人押解6名敌特,到长春火车站等候,5月23日凌晨乘火车向北经德惠、双城撤至哈尔滨。

哈尔滨是全国解放最早的大城市,是东北根据地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时也是国民党匪特活动的集中地区,市情十分复杂。东北局社会部转移到哈市后,即投入了紧张的战斗。薛焰任东社部政策研究科、指导科科长,经常深入东北各解放区实地巡视调查,清理东北各地转来的犯人。7月受东北局书记彭真、社会部长汪金祥委派,去齐齐哈尔市协助西满分局调查处理了马尼巴达拉案,即东蒙大案。通过此案的侦破,教育了东蒙广大青年,孤立了少数右翼代表人物,逐步稳定了东蒙局势。

1946年9月16日,东北行政委员会颁布了《东北各级公安机关组织暂行条例》,10月10日,东北局发出了《关于锄奸保卫工作的指示》。吉林省委根据这些文件精神,于10月14日作出关于加强公安保卫机关的规定,组建了吉林省政府公安处,和省委社会部是一套机构两个牌子。各地委设社会部,专署设公安分处。吉北地委于1947年5月2日发出通知指示:为加强锄奸保卫工作的领导,地委决定成立社会部,专署成立公安分处,统一管理锄奸保卫工作。经东北局指定薛焰同志为吉北地委委员,任吉北地委社会部部长兼公安分处处长,刘文同志为社会部副部长兼公安分处副处长。社会部与公安分处合署办公。

吉北地处北满解放区的边缘,是敌军进入我北满解放区的咽喉,是锄奸反特,加强保卫工作的重点地区。该地对敌斗争的形势有三大特点:一、吉北是接敌区,地处咽喉,是北满根据地的门户,也是敌人派遣特务、谍报的必经之路;二、吉北社情复杂,敌伪残余、恶霸地主、惯匪仍暗中活动,伺机破坏;三、吉北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和军队派遣特务、谍报以及组织“突击队”向我边缘地区搞蚕食、骚扰、破坏的重点地区。

公安分处成立后,薛焰立即着手建立内设机构,设一机要秘书,行政科和侦察科。侦察科既负责侦察又负责审讯,是个核心科。全处10名干部和一个公安队。在1947年10月以前下辖舒兰、山河、榆南、榆树、永北五个县公安局,11月以后,因德惠、九台两县解放,榆南、山河县遂撤销,德、九两县公安局也隶属吉北。当时,由于国民党占据吉林市,吉北地委社会部(驻舒兰)与省委社会部(驻延吉)交通联系不便,所以,公安业务上基本受东北局社会部直接领导。根据东社部的指示,当时的任务有三条:第一、保卫后方根据地的安宁与稳固,支援解放战争;第二、在地方党委领导下,配合土地改革运动,反奸反霸,支持农民翻身,保卫斗争果实;第三、堵截敌特、军事谍报潜入解放区,打击敌特的破坏活动。薛焰上任伊始,结合吉北地区复杂的敌情,地处前沿的特点,主要抓了三项工作:一是配合战争,加强侦破情报工作。侦察破案、打击敌特是分处诸多任务的重中之重,通过集中精力抓了这一工作,掌握了大量重要情报,破获了一些敌特案件。如军统特务关衍夫案。该敌系吉林军警宪督察处特务分子,原是伪满舒兰县警务科特务,受过特殊训练。1947年6月,分室主任刘瑛华(又名刘毅,系吉北情报工作负责人)派关向我假投城,来舒兰建立特务活动据点。关的主要任务是:(1)打入我军政机关刺探情报。(2)策反我军政人员,瓦解革命队伍。(3)去舒兰水曲柳联系被斗地主,发展人员,建立据点。(4)调查敌“挺进军”第廿九支队残部活动地址及人数,并与其取得联系,重组国民党地下军。关衍夫进入吉北地区不久即被薛焰所领导的吉北公安分处侦破,并从关的口中得到很多重要情报。再如,敌“东北保安军”杜俊和案。杜系国民党哈尔滨特别市党部负责人兼敌第十三师师长刘立权的部下,潜至吉北山河县搞反革命地下军活动,被我侦破。刘立权被我逮捕处决,其秘书李维书亦被逮捕,彻底摧毁了“东北保安军”在山河县的活动据点。

情报工作是分处的重点工作之一。只有掌握敌特的组织及其活动情况,才能使锄奸反特工作争取主动,立于不败之地。经过明察暗访,掌握了国民党军统、中统在吉林、长春两市设立的特务机关:吉林大马路军事专员办事处(军统),吉林大马路中心社之情报第一分室,吉警务处司法股,长白、义勇军建军组,长春重庆路之社会事业建设协会,敌新一军参谋二处,五。师谍报队。这些敌特机关不断向吉北地区派设活动小组:德惠谍报组,九台谍报组,其塔木警察所,乌拉街警察所,敌新一军谍报队在舒兰曲家馆子设一据点,敌在榆树七区、五棵树设立谍报组织,在舒兰白旗设一据点,五〇师、长白军都先后派专谍、专探潜入吉北地区活动。敌国防部二厅所属的特务机关派“敢干队”潜入吉北地区,主要任务是暗杀我军政高级首长,爆破我部队驻地及集合场所,对我兵工厂、军用仓库进行破坏,企图破坏秋季攻势。敌特在吉北地区,采取乔装各种商人,假投城,探亲访友等伪装在我区发展特工组织,勾结胡子、建立据点内线,刺探情报,相机搞破坏活动。另据情报及口供,敌特在吉林市伪造我解放区流通币2000余万元,组织特务混入吉北地区,企图全面破坏我党的经济金融。薛焰掌握这些情报后,一方面向上级有关部门报告,以便及时了解敌特的动向,给予打击;一方面采取了防犯措施,力图及时破获,使敌人的阴谋不能得逞。

二是反渗透,清内奸,重视政保工作。为防止敌人从内部破坏、瓦解革命队伍,以保证我党政机关和军队的纯洁与巩固。薛焰积极贯彻吉北地委《关于加强锄奸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级干部肃清麻痹思想,提高敌情观念,“巩固自己,战胜敌人”。并且强调各级党组织要设立保卫委员,加强党对锄奸工作的领导。在薛焰的大力工作下,内部锄奸成效显著。破获特务分子刘俊山企图组织舒兰县保安团哗变案,就是内部锄奸的一例。刘伪满时当过警察,被国民党长白军赵玉堂部派入我舒兰县保安团当战士。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发展19人,计划组织一个营或一个连哗变。伪舒兰县长回恩正派联络员唐春海(绰号唐球子,混入我工作队)来接应,在刘俊山准备组织哗变前被破获。还有我军某团两名卫生员在四平保卫战中被敌俘去,经敌一年训练后被派回我某团企图组织一个营哗变,行至永北境内被侦破。吉北独立三师电台报务员徐某原系伪长春电报局的报务员被我留用。徐明为我工作,暗与敌联系,迫于内部锄奸的形势下,于1947年7月4日叛逃。此案关系军情大事,薛焰立即向上级报告了案情以及徐的来历。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于8月2日电令各部,对报务员队伍要进行严格审查后方可使用。经过加强对政保工作的宣传教育及采取的有力措施,确保了我党、政、军队伍的纯洁与巩固。

三是堵口子,反蚕食,把守门户。吉北地处前沿,薛焰把吉北公安分处的工作重点放在堵口子上。按上级指示在江边设立了缸窑、五棵树、白旗屯、大河里等交通检查站。检查站除严防敌特混入刺探我军政情报外,还要防止敌派人员进入解放区破坏我经济建设。当时,从敌占区来解放区经商的人很多,仅从永北缸窑一个口子一天内进入舒兰的大车就有150多辆。解放区许多机关、部队也以大车或汽车做运脚生产,包揽运送来往敌我区之行商老客,有的部门为求巨利,护送敌区来的经商大车,甚至派出武装押运护送,其中舞弊甚多,给敌造成了可乘之机。在这种情况下,薛焰率分处一方面加强各口子的检查力度,防止敌特扮成商人混入我解放区;一方面按东社部的指示,要求各机关、部队立即停止护送和武装押运,防止敌人的腐蚀与渗透。同时,薛焰还十分注意了敌人对吉北地区经济工作的破坏。据分处侦察获悉:1947年8月敌特在吉林农民银行地下室训练百余人派至解放区,任务是破坏我之金融。第一批派40人携带大量伪造的我解放区流通券,并伪造我各种护照、路条混入解放区,然后冒充我商业工作人员分赴哈尔滨、牡丹江、齐齐哈尔、佳木斯等城市,以伪造的流通券收购谷物和棉花,窃取我区物资,破坏我之币制,扰乱经济。还有,敌“长白军”、“还乡团”、“地下军”为破坏我区秋收,派特务歹徒对我粮食集中地和仓库阴谋进行放火和爆破。吉北公安分处掌握敌人这一动向后,采取了相应的有力措施,严密防止并及时地打击了敌人的破坏活动。

敌对我解放区不仅派特务进行破坏,而且还组织“突击队”进行骚扰和蚕食。1947年我军发动夏季攻势之后,国民党吉林省主席梁华盛组织“吉林突击队”对我边沿地区进行武装骚扰破坏活动。他们在我永北境内打家劫舍,抢掠财物,杀害我农会干部和翻身农民。在其塔木、岔路口、上河湾等地的“突击队”,则不断对我江防进行骚扰。吉北联络处组织武工队,配备得力干部和较好的武器,对敌“突击队”予以歼灭性的打击,有效地保卫了边沿地区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保障了江防的巩固。

按1947年年初,东北局社会部在哈尔滨召开的各省、市社会部长会议精神,吉林省委3月在延吉召开了地委社会部长和县公安局长联席会议。经过这次会议的动员和部署,全省公安机关积极开展工作,破获了一系列国民党特务案件。5月间,榆树县公安局破获东北义勇军游击队第二支队案,逮捕了第二团团长马玉田等7人,缴获委任状3份。6月初,永北县公安局破获袁明岐收编土匪案,逮捕了吉辽安边区司令部整编第四组总务主任袁明岐等匪特2人。7月份,永北又查获匪特石玉奎案,捕获3名匪特,缴获2份委任状。9月末,吉北公安分处查获了国民党长春军事专员办事处派遣案,逮捕了特务李雨时。10月17日,薛焰指挥公安部队和地方部队,包围了国民党吉林省主席梁华盛的武装特务突击队老巢——乌拉街,经过激烈战斗,一举歼灭梁华盛的敢干队。

据全省18个县公安局统计,1947年全年破获的各种案件千余起,捕获各类案犯共1995人,其中国民党建军土匪团、营职人员和重要特务成员100余人,缴获一些武器和电台。在10个县处决首犯、主犯200余人,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的阴谋破坏活动,保卫、巩固了解放区的建设和发展。

1948年3月9日,省城吉林市解放。为集中力量打击敌特,迅速恢复城市人民生产生活秩序,省公安处与吉林市公安局暂时合署办公,临时配备干部。薛焰,刘文同志带领吉北公安分处全体同志进入吉林市公安机关工作。4月末,省委决定将省公安处和市公安局的组织机构进行明确分工。于克为省公安处处长并统管吉林市公安工作;薛焰为省公安处副处长兼治安科科长(政治侦察);巩维明为吉林市公安局局长兼行政科和司法科科长。为了避免引起社会影响,决定以巩维明同志一人名义对外,统称为吉林市公安局,而对党和政府则由正、副处长负责。

在集中开展的深挖潜特组织,打击隐蔽敌人的斗争中,薛焰参与指挥、侦察破获了国民党各系特务组织及人员。较大的案件有:“国民党国防部二厅三二一部队吉松组”案、“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北满站永吉组”案、“国防部保密局北满站策反组”案等。在突审“国民党国防部二厅三二一部队吉松组”上校组长高鹏飞时,富有政治侦察经验的省公安处副处长兼治安科长薛焰同志亲自审讯。

在审讯中,贯彻党的“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政策,根据不同对象,应用不同审讯策略,分化瓦解敌人。使“吉松组”组长高鹏飞交待了全部罪行,一干32名案犯被一网打尽,很快在吉林市外围破获了敌人十几个情报点,有力地打击了敌人潜伏活动。

1948年7月9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发出《对长春准备工作的几项决定》宣布成立长春市筹备委员会。长春工委根据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的指示,于8月在九台组建了长春市党政领导机构。中央决定:长春市为直属中央的特别市。朱光任长春特别市市委书记,邹大鹏任长春特别市市长,于克、薛焰为长春特别市公安局正、副局长。东北局社会部调于克和薛焰参加解放长春筹备委员会,负责组建长春市公安局工作。10月19日,长春解放。21日,于克、薛焰带领一批干部由九台进入长春,接收了国民党长春市警察局。薛焰主管治安工作,具体指挥入城后的大搜捕行动。从10月22日至11月15日,连续奋战23天,把国民党在长春的特务组织基本上摧垮了。捕获了国民党保密局长春站副站长袁士举、国防部绥靖总队二大队长春支队长杨光、国防部二厅长春站少将站长史祚炎、保密局东北特别组少将组长张建东、长春警备司令部督察处长张国卿、审讯室主任陈牧、牛匡石,长春市警察局长袁家佩及副局长李贺民、国民党吉林省党部书记长岳希文、合江省党部书记长何书元、三青团头子王焕彬等反动党团特务头子和骨干分子212人,堵截了伊通建军少将旅长楚云亭、敦化匪首唐玉、汪清匪首马喜山等多人。搜缴电台37部、密电码9本。11月26日,市公安局根据东北局和市委关于肃清散匪和处理散兵游勇的指示,成立了长春市政治感化所(对外称长春市公安局招待所)薛焰兼主任。感化所先后收容国民党、三青团和军、警、宪、特分子547人。通过政治思想教育,多数人交待了反共反人民的罪行。按照党的政策,对22名罪行严重的依法处决,对68名罪行比较严重的依法判刑,大多数送农场、矿山劳动改造,对罪行较轻认罪好的释放回家。经过这一时期的搜捕、清查、处理,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的残余势力及其社会基础。特别是我们召开了对残遭国民党特务杀害的200余名我地下工作干部和无辜群众的公祭大会及处决制造这起大惨案的直接责任者特务陈牧、牛匡石等公判大会。两个大会有10余万人参加,震动极大、影响很深,有力地震慑了国民党反革命分子,教育团结了人民。对稳定长春解放之初局势,恢复正常社会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9年5月下旬,东北局调整和充实了吉林省委的领导班子,长春市公安局局长于克被调任省公安厅厅长,薛焰继任长春市公安局局长兼长春市公安总队第一政治委员。

长春市公安局,根据东北局社会部3月会议精神,按省公安厅的部署,于5月初至6月末,开展了对反动党、团、军、警、宪、特的登记和取缔反动会道门的工作。通过登记、惩办和教育,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的残余势力,巩固了人民政权,为建国后开展镇压反革命和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创造了有利条件。

1951年3月,薛焰任吉林省公安厅厅长兼吉林省公安总队第一政治委员。此时正值朝鲜战争,美国把战火一直烧到鸭绿江边,妄图把朝鲜当跳板,先占我东北,进而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在此形势下,潜伏下来未被肃清的国民党团特务骨干和溃逃的恶霸地主、建军土匪等反革命残余,认为“时机已到”大肆叫嚣“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暴发”,“国民党将重返大陆”,纷纷出笼进行篡夺基层政权、杀害干部、向翻身农民反攻倒算等各种破坏活动。对我们的抗美援朝和经济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党中央曾于1950年10月10日发出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从此,薛焰就全力以赴地投入到这场运动之中。

薛焰是中共吉林省委、省政府镇反运动5人领导小组的主要成员,是省委、省政府成立的长春、吉林两个镇反工作团中长春工作团的负责人。他在镇反运动中坚持党委领导,走专门机关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道路,正确地把握了党的政策原则。薛焰任省死刑犯审批小组副组长,他和副厅长张树权,为省委执行杀人批准权把了重要一关,避免了一些冤假错案的发生。

吉林省是抗美援朝的前沿,美蒋特务机关为配合朝鲜战争,自1952年7月至11月间,先后4次向吉林长白山林区空投大批间谍和特务分子,以此建立武装间谍的“根据地”,伺机进行各种破坏活动。为了尽快消灭这股敌特,薛焰厅长带领公安侦察人员,在省及东北公安部队的配合下,深入长白山密林之中,克服了各种艰难险阻,昼夜追踪搜捕,在长白山老岭等地生擒美蒋间谍特务37人,击落美国间谍飞机一架,缴获了电台及各种武器和物品。美蒋伞特案的侦破,为朝鲜战争板门店谈判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受到了东北公安部和中央公安部的通报嘉奖。事后,还受到了东北局和周总理的表扬。60年代初,由长影摄制的惊险反特故事片《寂静的森林》就是以此案为背景。

1953年2月,薛焰调离了多年战斗的吉林省公安战线,任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广州被称之为祖国的南大门,邻近港、澳、台,对敌斗争十分复杂,国民党从港澳派遣大批特务,社会治安受到严重威胁。公安部长罗瑞卿急调薛焰到广州市公安局担此重任,并找薛焰谈话要求“要打开局面”。广东省委要求广州市公安局长薛焰,“坚决不要让美帝、国民党在广州市搞一个爆炸事件,不要暗杀一个人”。这在当时特务如云的广州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薛焰以他高度的政治嗅觉、多谋善断的领导素质,同敌人展开了爆炸与反爆炸、暗杀与反暗杀、破坏与反破坏的尖锐斗争。

薛焰根据隐避战线斗争的特点,十分注重发动群众,成立治保委员会。把公安工作建立在群众基础之上,从机关、工厂至街道,都建立了群众性治安保卫组织,调动起方方面面的积极性。在广东省沿海口岸和广州市中山纪念堂、海珠桥、街道、茶楼、酒馆、车站、码头、公园等处处布下了天罗地网,真正形成了“家家是哨所,人人是哨兵”。当时,父拉子自首交待的,兄弟姐妹、亲朋好友间互相检举的,不胜枚举。做到了潜入一个特务,捕获一个;运进一批武器炸弹,堵截一批,使敌人感到处处都是盯着他们的眼睛。另外,他还很注意队伍的建设,50年代初曾多次整顿公安队伍。解放时国民党留下的警察局,旧的思想、旧的作风还没有根除,薛焰采取分类排队,把表现好的继续留用,思想较差的办学习班进行教育并清除公安队伍。同时,办起了广州公安学校,培养自己的骨干人员,经过一个时期打基础,比较牢固、坚强的一支公安队伍形成了。在这一时期,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朱德等国家领导人都多次来广州视察工作。每次中央首长来都是薛焰亲自安排,严密布置,在环境复杂的情况下,由他亲自保卫,保证了中央领导的安全,没有出现任何差错,出色地完成了多次保卫中央首长的任务。

广州市的治安工作,在薛焰的精心组织指挥下,通过发动、调整,打开了隐蔽斗争的新局面。形成了内外上下互相协调,多兵种联合作战,优势互补的战斗整体,有效地打击了敌特的破坏斗争。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不甘心失败,又处心积虑制定了一个“华南行动计划”,由蒋经国担任此计划总指挥。精心挑选了一批“反共勇士”,进行专门训练,配带由美国供给具有杀伤、破坏、纵火性能的小型炸弹。

“华南行动计划”的破坏目标,原定广州,后又决定力求把炸弹投放到北京。行动时间为1956年国庆节之夜8时,到时“炸弹齐鸣”。薛焰将此情况迅速向公安部作了报告,罗瑞卿部长命令薛焰“务必把敌特消灭在广州,不让一个特务一个炸弹潜到北京破坏”。

薛焰胸怀全局,严阵布防,广泛发动,密切组织。在1956年的国庆节之夜,亲临一线,沉着迎战,危险关头,他身先士卒。在广州市解放南路花市场牌楼发现一枚炸弹,薛焰组织公安人员,亲自排除。这场惊心动魄的反爆战斗,到凌晨3点为止,共破获各种类型炸弹28枚,反动传单2000余份,照相机一个。至此,“华南行动计划”被彻底粉碎。保证做到了广州市没有发生一起爆炸事件,没让一个敌特通过广州潜到北京。50年代,薛焰始终肩负着广州市治市安民的神圣使命,1955年1月当选为副市长兼任公安局长。他在错宗复杂的情况下,总是能够掌握斗争的主动权,稳定住社会形势。在同敌人进行爆炸与反爆炸的斗争中,没响一个炸弹,至今受到广东省人民的传颂。60年代,由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反特侦察故事片《羊城暗哨》,原形就是指这段历史。

1958年至1961年期间,薛焰担任广州市委书记处书记。主管财贸、党群工作,抓农副业产品,保证城市居民的供应。要每个市民每天达到半斤菜的标准,对处在困难时期的条件下,是很不容易的。他知难而进,积极地想办法,自己经常下乡抓生产,发动群众开展百万头猪生产运动,对养猪事业的发展,不断地进行总结和经验交流。

他号召财贸战线向技术革命进军,迅速把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推向各行各业中去。为了广大市民的生活需要,亲自组织大批财贸人员到海口、西安、湖南、湖北、江西、陕西等地采购大量的瓜、果、菜,禽、鱼等农副产品。保证了广州市在灾害之年没有饿死人,较好地渡过了饥荒,群众十分感激。

1961年8月,外交部准备调薛焰出任驻刚果大使,后由于外交不顺利,他被调到陕西。自1962年至1966年任西安市委书记处书记、常务书记。陕西是薛焰的家乡,他一心想为家乡出把力,把家乡的社会主义建设好。1965年冬,在洛南县搞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他是洛南社教分团的负责人,带领分团的干部同人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深入群众访贫问苦,群众把他们当成亲人,说当年的老八路又回来了。

在他任西安市委常务书记时,曾回到老家韩城看望父老乡亲,并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体查灾情解决补救赈济灾民;二是为家乡脱贫治富出主意种苹果、嫁接大红袍花椒树。现在韩城已成为陕西省的花椒生产基地,大批量出口,创造了较高的经济效益,换取了外汇。家乡人民富了,忘不了薛焰,乡亲们来看他也要带上点大红袍花椒,以表达对他的怀念。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西安市委被冲击,薛焰同全国蒙冤受屈的领导干部一样被夺了权,靠边站,挨揪斗。“文革”中被三年军管,参加南泥湾干校劳动,西安化工厂劳动,受到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他在惨遭蒙难的情况下,仍坚持原则,保护同志,同林彪、“四人帮”进行了坚决斗争。

1975年6月,薛焰恢复了工作,又调回广州市委任政法委主任、市委常委、边防小组长。一年后,“文化大革命”结束,党开始进行拨乱反正。薛焰实事求是地抓紧落实党的政策,平反冤、假、错案,亲自过问一些影响大的错案,及时予以纠正,受到广大老干部的充分肯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决拥护党中央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拥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自觉在政治上、思想上和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薛焰在广州市担任领导期间,一直主抓公、检法工作,为广州市的安定团结和快速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广州人民众口皆碑。

1981年6月,他在《广东省政法工作会议广州大组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政法工作要适应开放政策这个大局,我们不仅是要开门打“狗”,还要开门打“狼”,要解放思想。不要缩手缩脚。要做到,哪里开放,哪里就有我们的政法工作。抓打击犯罪,只有狠狠打击,才能震慑敌人,使坏人害怕,好人扬眉吐气,才能体现人民民主专政的威力,才能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群众才能敢于同破坏治安的行为作斗争。1982年11月,在广州市委召开的《打击经济犯罪活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斗争,关系到我们端正党风,提高党组织战斗力,抵制资本主义思想腐蚀的问题。我们现在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并没有干预正常的往来,我们只是追究在和外商做生意的过程中,是否给了他们违反原则的优惠,从中索贿、受贿。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不然的话,就很容易从思想上发生偏差。

在担任省人大领导期间,他积极致力于地方立法和法律监督工作,对促进依法治省工作发挥了重大作用。

薛焰13岁参加红军,终身不忘共产党,毛主席是他的引路人。他经常在群众大会、小会上讲:“没有共产党、毛主席挽救革命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他一贯忠于党、忠于人民,对共产主义事业充满信心。

薛焰待人处事一向襟怀坦白,光明磊落,追求真理,是非分明。他鄙视那些为了升官晋级而到处拉关系,随声附和,推波助澜的腐朽作风,他在工作中勇于重用坚持原则,坚持正义的干部。他一身正气,刚直不阿。广东省人大主任罗天在缅怀薛焰时说:“在我逆境时只有老薛最公正,他敢于维护正义,主持公道,敢说真话。”

他热爱事业,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没有向组织提出任何要求。他是延安时期的老干部,自1952年6月起,一直是副省级可他不讲个人待遇,中央有很多是他的老领导,他从不利用老关系谋仕途,也从来不允许他的子女、亲属利用他的关系找工作。他明确告诫自己的子女要离开他的管辖区域去发展。他三个女孩一个男孩,现都事业有成,都是凭自己的真才实学干出来的。他唯一的儿子,经过上山下乡,自己到香港发展,至今还在那里工作。对待他的属下,也是从不特殊照顾。他在广东省人大任副主任,跟随他十多年得心应手的秘书,直到他退居二线也没有给其选择安排。从不利用私权,他说:“工作是党的,你是组织上的人,一切都要由组织来安排”。可为了把工作做得更好,要求秘书从新学习法律知识,他的秘书现已获取了法律大学的文凭。秘书在回忆时,深有感触地说:“薛主任一直保持着延安时期的作风,我从他那里学到了不少可贵的东西,受益匪浅”。薛焰对待群众的来信、来访十分重视,1986年有位公社书记上访,薛焰亲自过问找纪检书记谈,凡关系到人的一辈子政治生命的大问题,亲自去处理。这就是他那一代人的崇高思想品德所在。

他廉洁奉公,一尘不染,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他任广东省人大副主任,是有名的“看家主任”。他以国家利益为已任,不乱花国家一分钱,从不借由到外地观光旅游,出国更是罕见的事。他在公安战线工作几十年,接触社会上三教九流、金钱、美女,与国民党潜特、社会犯罪集团及犯罪分子打交道,对敌斗争的立场非常坚定、勇敢、沉着、果断,从没有被形形色色的糖衣炮弹所引诱。

薛焰同志,实事求是,作风正派,对党和人民鞠躬尽瘁,把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的高贵品德。

    原载中共吉林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共吉林市党史人物(三)》,东北师大出版社,1999年出版

录入人:宫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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