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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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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1999) 

张策,曾用名王尚义。1911年2月28日出生在陕西省高陵县船张村一个经济上升的农民家庭。那时全家40余口人,以从事农业为主,兼营棉花、木料、煤炭等生意。阖家衣食温饱,和睦相处,日子过得较富裕。张策7岁入三原县私塾读书,此时由于祖父辈精明能干,苦心经营,家中已有土地二百余亩、房屋六七十间成为村中第一富户。然而好景不长,不久祖父辈管家人去世,由大伯掌权管家,大伯生性冷酷,作风霸道,反对张策上学读书,不给资助,使张策在学校常常得不到温饱,成了一名穷学生。张策非常憎恨他,更憎恨封建家长制的家庭,盼望这个可恶的家早日垮台。这也是张策走上革命道路的原因之一。

1921年在父亲的支持下,张策进入三原县第十初级小学读书,这是一所四年制洋学堂,学的是白话文和算术之类。按学校规定,他只能插班学习。最高只能插到三年级,老师发现他的成绩优秀,破格把他提到四年级学习。只学习一年就毕业了。也就是在这一年中,张策接受了民主势力的影响,参加了“双十节”活动、反对帝国主义的五四运动、以及“五七”、“五九”国耻纪念等爱国活动,并代表学校上街讲演。通过这些活动他逐步了解到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在他幼小的心灵中萌发出爱国热情,甚至有时流下忧国的泪水。

1922年张策考入三原县第一高等小学读书,在这里参加了更多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学生运动。

1924年,张策考入三原县县立中学继续学习。二年级时,即1925年,张策参加了我党外围组织青年社,并且参加了该社举办的传播马列主义的短训班。在该社组织引导下,他悉心阅读《中国青年》、《向导》等杂志和马列主义著作,不断加深了对革命的认识。此后不久,他参加了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的国民党。

1926年底,张策从三原县中学毕业,考入我党陕甘区举办的干部学校——西安中山学院。在那里,学政治、学军事,聆听过刘伯坚、邓小平等领导人的讲演,参加革命活动,革命知识与日继增。1927年3月经王榜、陈云樵(陈文秀)二位同志介绍,张策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走上了职业革命的道路。    1927年6月,张策从中山学院毕业,被分配到高陵国民党县党部,从事学生工作和开展农民运动工作。同年7月,背叛革命的国民党在陕西开始了反革命的“清党”大肆反共。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突然袭击下,一些同志被捕、被杀,大部分党团组织被打散,从半公开、合法的活动转入了完全地下的秘密活动,陕西的革命高潮犹如遭到暴风雪的突然袭击,急转直下,跌入低谷。张策作为高陵县的革命活动分子,中山学院的学生,自然成为被“清”的主要对象。在这种形势下,他被迫转移,隐蔽到三原县,做地下工作。不久他听说高陵县教育局长白文范(共产党员)仍在当地任职,便回到高陵。白文范指示他到高陵和泾阳两县交界的店子王村教小学。在这里他一边教书,一边掩护了来此隐蔽的党内同志。

1928年,由于高陵县豪坤纪伯文的告发,白文范不幸被捕,在西安被枪杀。从此张策与党组织失掉了联系。然而,革命的思想却像火种一样在他的心里深深埋下。在极其严重的白色恐怖和同党组织失掉联系的情况下,他通过各种形式坚持同敌人作斗争。

1932年夏,张策接到在县城教书的韩学礼的通知,来到高陵县城,见到了邢崇道(邢子舟),邢向他转达了省委关于恢复其组织关系,并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任命他为高陵县地下党特支组织委员的决定。此后不久,他被任命为特支书记。能够与党恢复联系在党的领导下工作张策内心充满喜悦,干劲倍增。他积极地为在渭北三原武字区和新字区活动的红军游击队输送战士,购买子弹,多次参与并发动和领导高陵县农民抗粮抗税的大规模斗争,领导了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

1933年夏,陕西省委忠实地执行了王明的“左”倾路线,致使全省的党组织遭到破坏,省委机关惨遭破坏,省委书记杜衡被捕后叛变,整个陕西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高陵特支也在劫难逃。7、8月间,在敌人的追捕下,张策被追离开家乡,前往陕北照金参加了红军。先后担任红军四十二师政治部科长、坪子游击队指导员、红二十六军经理处长。在此期间,他跟随红军主力行军作战。首先参加了张洪镇战斗,全歼了张洪镇民团,处决了民团团长、伪县长和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等十余名敌伪头目,再次摧毁旬邑县伪政府,为扩大陕甘边根据地提供了保障。继而,在刘志丹同志的指挥下,攻克合水县城,歼灭城内大部分敌人,摧毁县衙,打开监狱,救出杨培胜及所有被押群众。接着在合水东川的蒿渠铺,解决了在陕甘边地区长期流串的惯匪。继合水战斗之后,张策又随刘志丹东行,取得了杨家店子战斗和消灭庆阳城壕川民团的胜利。红二十六军连续征战的胜利,对创建陕甘边根据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由于照金根据地薛家寨失守,急需创建新的根据地,师党委会决定张策以师委特派员的名义前往南梁地区开辟新的苏区。

1933年10月,张策以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常委特派员的身份,来到南梁地区开辟创建新的根据地。他深入南梁地区的几道川,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宣传南方苏区革命的大好形势。讲地主的剥削和压迫,讲军阀和民团的暴行,大大地启发了广大农民的阶级觉悟和革命思想。在农民纷纷要求摆脱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基础上,张策领导南梁地区村村组织农民联合会,然后组成了赤卫队。

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工作,使南梁地区梨园堡、二将川、白马庙川,小河子沟、豹子川和玉皇庙川等几道川的农民都组织起来了,形成了苏区。在刘志丹同志指挥红二十六军不断取得胜利的基础上,张策和习仲勋于1934年5月在南梁的西梁召开了几道川的农民代表会议,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张策担任委员。南梁根据地初具规模后,他调往赤安县(现志丹县)进行根据地扩建工作。张策为特委委员,同年11月,他出席了陕甘边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兼任陕甘边苏维埃政府西区办事处主任。会后,他回到赤安以赤安县苏维埃政府秘书的身份开展工作领导各区游击队,支持地方苏维埃政府工作,保护群众,镇压反革命活动,配合红军主力作战。1935年在刘志丹的指挥下,红军主力在赤安县的外围和陕北地区取得空前胜利,解放了大片农村,使陕甘边区和陕北苏区连成一片。加之赤安人民革命斗争,使赤安县反动政府和赤安县的几处敌人处境孤立,无立足之地,于6、7月间逃亡而去。赤安县基本上成为全县规模的苏区。

1935年10月,正当陕甘边苏区不断壮大,红二十六军在前线节节胜利,张策和同志们热情工作之时,一股阴霾向他们袭来。肃反开始了,以刘志丹为代表的一大批陕甘红军和地方党的领导干部被捕,随后“肃反”的范围日趋扩大了,红二十六军营以上,陕甘边地方县以上的干部几乎无人幸免,均遭逮捕,其中200多名优秀干部被杀害,造成西北根据地的严重危机。张策是被捕者之一,在瓦窑堡保卫局的监狱受尽折磨,险些丧身在肃反扩大化之下。是毛泽东的一句“刀下留人、停止捕人”使他幸免于难。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直接干预和制止下,错误的“肃反”运动很快得到了纠正。张策和所有被关押的同志终于获得了解放。走出瓦窑堡监狱那阴暗拥挤的小屋,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空气,走上新的工作岗位——中央党校,任白区工作班主任。继此,先后担任陕甘省委常委兼白区工作部长、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委员、关中特委党委兼宣传部部长。

1937年6月,张策第二次进入中央学校学习,任五班班长、党总支书记。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底张策被分配去西安任陕西省委委员兼蒲城中心县委书记。1938年3月,日寇占领了风陵渡,陕西河防吃紧。在省委领导下,张策一面组织中心县委准备在敌占区开展抗日救国游击战争,一面对人民群众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教育,对于发动群众进行全面抗战起了重要作用。

1938年8月负责华北工作的刘少奇与张策谈话要他到华北敌后工作,去太行山参加以李雪峰为书记的晋冀豫区党委工作、他怀着对日本侵略者的刻骨仇恨,于9月赶到太行山八路军总指挥部,李雪峰通知他中央来电决定他到冀鲁豫区党委工作(后改为冀南区党委)。张策越过平汉铁路于10月到达冀鲁豫区党委被分配作民运部长,1939年冬改任组织部长。

在冀南艰苦抗战的八年中,张策在区党委的领导下同广大干部一道,坚决贯彻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领导全区军民同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同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卖国者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战胜了各种自然灾害,粉碎了日军“四二九”、  “六一一”两次大扫荡和日军对各分区的包围和扫荡,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直至日寇投降。

张策到达冀南时,正值紧张的战争动员时刻。他上任伊始,便投入到紧张的战争动员的各种准备工作中。为落实中央关于“在敌后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指示,他针对冀南都是平原的特点,同广大干部一道,组织动员群众将旧县城的城墙破坏。以防一旦被敌人占领,这些城墙为敌人所利用成为抵抗我军的防御工事。动员群众破坏敌人的公路交通,将所有的大车路都挖成道沟,使群众的大车在沟内可以行走自如,而敌人的汽车及装甲车则寸步难行。这种村连村的道沟,即能阻滞敌人快速部队的行动,又便于我军民在战争中隐敝转移。有效地配合了我八路军在军事上不断进攻敌人占领的城镇据点,缩小敌人的占领区,不断地巩固和扩大我抗日根据地,也为如何在平原坚持游击战争探索一条新路。

他们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根据中央的指示,广泛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打击顽固势力。

为争取中间力量,他们做了许多切实有效的工作。在政治上,实行各抗日阶级合作政策,不反对地主,只消灭汉奸。为此,成立了冀南参议会,广泛团结社会上一切有代表性的各阶层人士,建立各级“三三制”的民主政权。对于一般的伪军,则采取争取他们反正的态度,只要其起义抗日,就不改编分散,保存原编制,与我党合作抗日救国。在经济政策上,实行公平负担,地主、富农多负担一些,贫苦农民少负担一些,实行减租减息等有利于贫苦农民的政策。他们曾决定:不种棉花、少种棉花,防止敌人掠夺;发动群众千方百计抵制敌人的摊派,保护自己的利益。做到不资敌;发展农村手工业,发行冀南纸币,支持农业生产和商品流通。对此,邓小平同志曾给予肯定地说:“冀南之所以能够坚持到底,是因为农村的阶级关系没有破裂”。

在发展壮大我党力量方面,他们采取更为积极的方针,执行党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定,大量地吸收先进的抗日积极分子入党。在此基础上,在各地广泛地建立起党基层组织,使之成为领导对敌斗争的核心。组织干部到党校和行政干校学习训练,提高干部的思想认识水平和领导水平,大量吸收在乡知识分子受训,培养他们成为区县干部。正因如此,使我党得以在后来日益艰苦的环境下坚持斗争。

在与顽固派斗争上,张策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1938年秋,国民党派鹿钟林为河北省政府主席到冀南,盘踞在冀县境内。他们假抗日真反共,千方百计与我争夺地盘,破坏我地方政权,网罗冀南地区周围的一些国民党残余的反共武装与我党搞磨擦,破坏我根据地。他们在一些地方设第二区长、第二县长,形成双政权、双税收的局面。他们所到之处、派粮派款、掠夺群众,加重人民负担,扣押我抗日干部,甚至挑拨我党与群众的关系,煽动农民组织会道门。钟鹿林还指派孙良诚、邵鸿基带着赵云祥的部队策动会道门“白极会”,煽动受蒙蔽的农民包围了枣强县城,制造了围困我抗日县政府的事件。为解枣强之围,张策受组织委派与青年纵队政治委员李聚奎同志一起带领近千人的步骑前往枣强。他们到枣强了解情况之后,采取了“先礼而后兵”的态度,于当天晚上走访了孙良诚,邵鸿基,劝告他们大敌当前不要干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希望他们回到冀县去,并说明群众是不可欺的,他们的所作所为是没道理的,是不得人心的。但这些诚意对这些顽固的反共分子却毫无效果,只好不欢而返。不得已于第二天拂晓开火,为了不使被骗的群众受到伤害,他们只是向空旷的田野发了几炮,向天空扫射了一阵,随即群众迅速溃散了。他们在进军中,向群众揭露了那些反共顽固分子的阴谋挑拨,宣传共产党,八路军的主张,告诫群众以后不要上当受骗,要以抗日救国,誓死不当亡国奴为大义,安抚群众回家。孙良诚、邵鸿基见事不妙,便带着部队缩回冀县,枣强问题得以解决。

事后张策进城召集了干部会议,向大家讲了这次事件的主要教训,提出了今后工作要求,强调了坚持广泛统一战线政策的重要性。

1942年4月29日和6月11日,日寇先后两次对我冀南领导机关合围,进行大规模扫荡,张策和冀南党政领导机关的同志在冀南军区的指挥和掩护下突出了敌人的包围圈,粉碎了敌人的扫荡。

1939年和1943年冀南先后发生了特大水灾和严重旱灾,军民缺粮,吃不饱饭,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接着又发生严重的蝗灾。张策同广大群众一样以树皮、野菜充饥,以蝗虫为食,领导群众生产自救,战胜了自然灾害。

1943年冬,张策到北方局党校工作,任党校学委委员。1944年秋张策奉命离开党校,到林县的张庄参加原后梯队的三大队工作,1945年春,把这批同志带回平原分配工作,结束了后梯队的工作,准备迎接抗战的胜利。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晋冀鲁豫中央局薄一波决定,张策夫妇调往东北工作。同年9月,他们经过冀南、冀中、冀东地区到达承德,由承德辗转于11月到达沈阳。张策被东北局分配到嫩江省委任省委常委兼白城子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

1946年3月,西满军区政治部主任张平化向张策传达了西满分局的意见,任命他为东蒙工委书记,兴安省副主席、军分区政委。负责创建内蒙古自治政府工作。3月下旬,张策带了20余名战士及几名随从干部到了东蒙自治政府所在地王爷庙(今乌兰浩特市)。对于东蒙他知道是蒙古民族的地方,至于如何自治法,一时还不知其所以然。到达东蒙以后,他和仅有的几个随从干部,分头到车站、作坊、商店、社会上接触群众,交朋友,听取舆论,并且有选择地找蒙族青年中的进步者谈话。他们在与张策谈话中倾诉了汉人军阀、官僚、奸商、地主如何杀害、压迫、欺诈、剥削蒙族人民的罪行。从蒙族青年声泪俱下的谈话中,他了解到大汉族主义在这个地方的种种罪行,弄清楚了民族不平等和蒙族人政治地位低下。经济生活贫困的原因。同时对受压迫的蒙古民族产生了一种同情心,对蒙族人民渴望自治的心情有所理解,深感李富春告诫的:严防大汉族主义作风产生的正确和重要。

为了便于开展工作,消除某些蒙古人对他这个汉人的怀疑和不理解,取得信任,他将岳父(原嫩南省参议会议长,在当地有40余垧土地)要他给收租的地契交给了旗长杰尔格勒。上面写到“此契作废,这份土地交给当地蒙汉人民耕种”。在日后的工作中他尊重,诚恳对待蒙族同志,模范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在条件艰苦,复杂的环境中,耐心地做上层工作,对于上层领袖人物提出的与外蒙合并和“独立自治”的主张,以及在内蒙不能建立共产党,而应建立人民革命党的思想和行动,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和风细雨地说形势、讲道理,使他们纠正这一思想,停止活动。同时把内蒙古人民渴望自治的愿望引导到参加反对国民党的解放战中来,向他们宣传,只有和国民党作战并取得胜利,民族自治才可能取得成功,批判那些对国共两党内战采取不参与的态度。为了解放战争的胜利,他做了大量发动群众的工作,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十分慎重地发展一批党员,有些成为内蒙古自治区的重要干部。他创办了干部学校将大量的蒙族青年送入干部学校和东北解放区的抗大、干校、训练班学习,培养了大批党的年轻民族干部。他们在东蒙军队和地方工作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张策积极树立乌兰夫同志威信,维护内蒙领导干部的团结,在创建内蒙古自治区政府的工作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光辉业绩。

1947年5月,张策奉命调离东蒙地区,任东北人民解放军骑兵纵队政治委员。夏季攻势中,张策与贺晋年司令员率部挺进长春以南的公主岭地区参加四平战役对长春敌人的警戒作战。四平战役结束后骑兵纵队改编分散。

1947年9月,东北局决定张策到吉林省任吉林省委常委、吉南地委书记兼吉南军分区政委。此时,长春、吉林二市均在国民党手中,北满经过我军三下江南,南满经过四保临江的战斗,敌人的攻势基本被抑制,我军开始战略反攻。根据东北局和吉林省委的指示张策到吉南的任务是尽快把吉南地区的游击战争开展起来,以加强从南面对吉林、长春敌人的压力和牵制。同时还要搞好土地改革,发动群众参军参战、发展地方武装。

一切为了支援前线,一切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是吉南地委的中心任务。继夏季攻势后,我军又于9月中旬和12月中旬发动秋、冬季攻势,在两大攻势期间,张策指挥军分区一支小部队,骑马随军作战。他率部队深入到前沿的双阳、伊通县境内活动,逐渐向北延伸,靠近吉林、长春两城市的外围、打击抢粮的小股敌人,并防备吉林之敌六十军向长春逃窜,领导各县大队清剿土匪打击小股敌人等。在深入前沿作战的同时领导各县、区宣传、动员群众,全力支援前线。在他的领导和各级战勤委员会的组织下,吉南地区保证了前方的需要,做到要人有人,要枪有枪,要粮有粮,全区的支前工作做的有井有条,有效地支援了解放战争。

作为前线接敌区的吉南,战事频繁。自1947年夏季攻势以后,我军整团整师地歼灭敌军,致使敌军士气低落、厌战情绪日益加深,逃跑和向我集体投诚不断发生。另外,国民党的特务机关趁机渗透,时常向吉南解放区派遣特务。为此,吉南地委根据上级指示于1947年冬作出《对敌政治攻势的决定》,成立了“对敌斗争委员会”,由张策任书记,沈越等为委员。同时要求各县也成立“对敌斗争委员会”,县委书记为书记、县长、县大队长、公安局长等为委员。各区建立区中队或民兵队,接敌的永吉、双阳、伊通各县则成立了强有力的地方武装武工队,靠近敌人据点进行活动。建立了地、县、区三级对敌斗争机构。一方面加强对敌斗争的政治攻势,采取军事打击与政治宣传相结合的办法瓦解敌军;另一方面,加强对潜藏敌特分子的侦破工作,使其无处藏身。对敌斗争收到了极为显著的成果,致使敌保安队同我一接火就举手投降,不堪一击。对敌斗争委员会通过让交通员往敌据点送传单、宣传品、召开敌兵家属座谈会等方式,做敌军的反正工作。另外在磐石、桦甸、伊通等县破获了多起混进我军、政内部的特务案件,使我部队、机关更加纯洁。

随着战争的胜利,土改也在深入进行。吉南地委面临的另一个中心任务就是深入进行土地改革。张策到吉南以后,土改工作正是以点带面全面铺开阶段。为了正确贯彻中央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和东北局、省委的有关方针政策,他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发现问题(主要是“左”的偏向)及时纠正,指导吉南地区的土改运动全面展开,健康发展。他深入土改已结束的试点区、村调查、发现多数村屯搞的较好,广大群众彻底发动起来了,觉悟有了很大提高。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房屋、牲畜、农具和衣物等浮财,极大地激发参军支前、劳动支前的积极性。许多村屯都涌现出父子、兄弟争相报名参军、出战勤上前线的生动事例。同时也发现一些问题,一是个别地方土改不彻底,有走过场现象。封建势力没有被彻底摧毁,出现所谓“夹生饭”。对于这样地方,复查时进行重煮“夹生饭”予以纠正。二是存在斗争扩大化、打击面过宽的偏向。表现在侵犯中农和城镇工商业者的利益。贫雇农进城抓地主,把一些自由职业者,如医生、教师、商人也要作为革命对象抓走。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工作队中有些个别怕犯立场错误,群众发动起来控制不住局面,任其自流。有的地方提出“贫雇农坐天下”的口号,在干部中实行“查三代”、“搬石头”,把土改中态度不够坚定的干部都要搬开。这些作法说明了当时工作中执行了“左”的政策。对于这些“左”的东西,张策采取了坚决纠正的作法,进行了纠偏工作,要求对被错斗的中农,一定要纠正,要改定成分,在经济上给予退赔。三是个别农会私留斗争果实,如车马、粮食等。四是土改与生产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如当年秋收分青苗,没有集体收割打场,没有合理计工计酬。有的懒汉不出工干活,因为是贫农,照样分粮,因而挫伤了勤奋劳动者的积极性。对此,张策也分别给予纠正。使土改运动健康、有序的发展。

张策在领导土改运动的同时,领导军民坚持地方斗争,粉碎了蒋军频繁的进攻与骚扰,扩大了游击区,创建扩大敌后根据地。提出“以武装反封建”一手拿枪,一手分地,挖出匪窝,肃清外部残匪。发动并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参加护粮斗争,边沿区组织联防,不让敌人抢走一粒粮食,粉碎了敌人的抢粮计划。发展壮大民兵组织,广大民兵驱逐土匪,破坏敌人通讯。保证了土改工作顺利进行。

1948年春,张策领导吉南人民完成了土地改革的最后步骤——摧毁封建势力,彻底平分土地。至此,吉南地区的土改工作全部结束,土地已分到户,地主、富农也按规定标准分到一份土地,由其自己耕种,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在备耕生产之际,张策到磐石县的安乐村,王家村及杨木岗村搞调查,发现纠偏和退赔不彻底,农会经营工商业生产,干部作风和互相换工等方面的问题,于同年4月2日,给磐石县委书记雷鸣玉写了一封信,提出了分析意见和处理方法,供县委研究、纠正解决。地委民运部认为他在信中提出关于纠偏与组织大生产运动中的几个问题,具有普遍指导作用,立即批转给其他县委,以引起广泛注意。

1948年3月9日,在解放战争的轰隆炮声中,吉林的敌人撤退了,我军收复了吉林市。此时,吉南、吉北和吉东解放区已连成一片,吉南地委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于同年6月撤销。同年8月,东北局决定张策任松江省委书记兼哈尔滨市委书记、松江省军区政治委员。

1948年8月至1952年秋,张策在主持松江省工作期间,领导全省人民发展生产,重建家园全力支援了东北解放战争、全国解放战争及抗美援朝战争,领导了“三反”、“五反”运动,完成了城市建设和国民经济恢复工作。

1952年,中央调动大量干部健全国务院各部门的机构。同年9月张策调到交通部任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此时,历时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基本完成,根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和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党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个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关键时刻,张策担负起了历史赋予的重任,参预并领导了对私营木帆船、私营汽车及水上航运等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对原英帝国主义开滦煤矿公司所属的秦皇岛码头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根据其铁路是专运线;电灯、电话、上下水道独立存在,自成系统,专有专用;与秦皇岛市不发生任何关系的特殊性,他在职工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向工人讲述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揭露其掠夺中国煤炭、压迫、剥削中国工人的种种罪行。同时指出,现在我们解放,民族独立了,我们工人阶级没有任何理由还保留这个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奴役中国人民的不光彩的遗迹,应当打碎它、改造它,在社会主义革命中作一个光荣的中国工人。经过如此宣传教育,使秦皇鸟港的社会主义改造顺利完成。

张策在交通部分管人事工作和政治工作期间,根据交通部各项业务的特点和需要,建立了政治工作机构和政治工作系统,当时在国务院各部门中是首创的。1954年交通部召开第一次专门会议,讨论政治工作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分析了交通部工作的特点,交通部所担负的公路工程,公路养护,公路运输,航道工程,海上和内河运输,港口管理,以及为这些工程服务的物资供应,交通工人的生活后勤等等,大都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都需要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以保证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特别是海外运输,难免发生一些涉外事件,更需要有政治工作保证。既要与兄弟国家友好合作,又要在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港口工作人员,外国海员的接触中保持我国的政治影响和声誉,争取他们对我国正义事业的同情。同时,还要防止国外反动派利用与我海员的接触,进行阴谋破坏。为此,决定在上海、广州、大连海运局,长江、珠江、东北内河航运局,大连、天津、青岛、上海、广州港务局、西南、福建公路工程局,华南公路修建指挥部、交通部筑港工程局等单位建立政治部;在秦皇岛、汉口、重庆、宜昌、芜湖、南京港务局、交通部直属的疏浚公司、打捞公司,以及公私合营的民生公司、中兴公司等单位建立政治处。此外,上述单位所属的分支机构酌情设立政治处,或设政治协理员、政治指导员。

为了有效地发挥政治工作的作用,他强调政治工作者除应努力学习政治工作的理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外,还应努力钻研交通企业的经济工作特点,熟悉各行各业的技术,掌握运输和工程的活动规律。密切联系群众,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向一切违犯党和国家利益的现象作不调和的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在全体职工中建立起政治工作的威信,担负起政治思想工作的领导责任,从而完成自己的任务。使我国的交通事业,更好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

1954年冬,中央调张策到国务院工作,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兼国家编制委员会副主任,他积极协助习仲勋(国务院秘书长)处理国务院日常工作,参与国家机构的编制管理工作。以后又兼任国务院出国工人管理局局长。在邓小平副总理的领导下完成了向苏联和蒙古两个国家输出劳动力的工作。

1958年,张策被中央派往陕西省,任省委书记兼西安市委第一书记,主管西安市的工作。他在陕西工作的几年,正是极左路线盛行,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时期。当时,他一方面坚决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各项方针政策,一方面采取不同的方法在不同的场合同“左”倾路线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他坚决抵制和努力纠正当时出现的“一平二调”、“共产风”、“浮夸风”和瞎指挥错误倾向。他根据中央会议精神,于1960年在西安开放了长期被禁锢的集市贸易,解决了城市需要,克服一部分商品供应的困难,同时,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促进生产。他热情赞扬并支持西安市话剧团编演的以反“左”为主旨的话剧《卧虎镇》。他这种敢于坚持真理,刚直不阿的精神,在广大干部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受到好评,同时也受到“左”倾路线的迫害。

1963年,张策被错误撤职调到中央党校学习。直到1965年调全国政协工作。

十年“文革”动乱中,张策遭到林彪、“四人帮”的严重迫害,被抄家、揪斗、批判。最后于1968年4月,被关进林彪、“四人帮”在西安专为迫害老干部而私设的监狱达三年零十个月,直到1972年底,才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回到北京,恢复了党组织生活。

这时期,张策同中组部老干部支部的同志一起,同在“文革”中与“四人帮”相互勾结,疯狂迫害老干部,粉碎“四人帮”以后又不落实干部政策的原中组部负责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为了党的利益,他不顾个人安危,用各种方式揭露他们的真面目和种种罪行,他们写材料、签名,把材料送到《人民日报》,送给胡耀帮,在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关心过问下,中央对原中组部负责人进行了查处,并由胡耀帮担任中组部部长,恢复了中组部的正常工作职能。

1978年张策重新恢复工作后,担任中共中央广播事业局党组书记,同年12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

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中国历史新纪元,“左”倾路线受到空前批判。受“左”倾路线迫害,被批斗、关押达10年之久,吃尽苦头,对“左”倾思想恨至极端的张策,对三中全会有特殊的爱。出任中纪委书记后非常振奋,他倾注全部心血和智慧为贯彻三中全会路线而努力工作。这一时期,他着重抓了理论研究和党风建设两件大事。自1979年以来,他先后到陕西、山东、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大力宣传三中全会路线,宣传党的富民政策。在山东考察期间,他细心研究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在向泰安地区干部的讲话中,他以登泰山为例,论述了建设社会主义要以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为依据,一步一步向上攀登,不能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道理,对于帮助干部弄清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起了重要的启迪作用。与此同时,他思考和论述最多的是党风问题。针对党内和社会上出现的不正之风的状况,多次向党中央写信力主把反对官僚主义的派性作为纠正不正之风的重点,提出了关于脱离群众是最大危险的论断,关于官僚主义和派性是诸种不正之风的根源论断,和关于加强民主集中制是纠正不正之风的关键论断,等等。在85岁高龄的时候,他还提出党内监督的积极倡议。对端正党风,加强党的建设,做出重要贡献。

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上,张策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他还曾当选为党的八大代表、五届政协常委,是中央十三、十四、十五大特邀代表。1996年4月张策同志经组织批准离休。

张策同志融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和共产主义的高贵品德于一身,对党、对人民、对共产主义事业爱到极端,对敌人、对消极腐败,对社会上一切丑恶现象恨之到底。他刻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勤奋工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己,为我们树立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

他坚持反对“左”倾思潮。他受“左”倾路线迫害最深最长,反“左”的意志和态度也最强。从不向“左”倾邪恶妥协。在他弥留的最后时刻,仍念念不忘反对“左”倾宗派主义,在临终前两个月给党中央最后一次报告中,恳切建议中央坚持反对“左”倾思潮。

他光明磊落,一身正气。他清正廉洁,公正无私。他一生俭朴,从不以权谋私,直到临终前全靠工资生活,从无份外收入。他从不利用职权为子女和亲友升官敛财,为身边工作人员加官进禄。在临终前一小时,他对长女说:“我一生清清白白,两手空空,不取份外之财,我要死了,我安之而去。”

1999年1月8日7时34分,这位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与“左”倾思潮进行不懈斗争的共产主义战士安然地离开了我们,享年88岁。

我们深深怀念这位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敢于直言诤谏,关心人民疾苦的老人,他的精神永远激励着人们。

    原载中共吉林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共吉林市党史人物(三)》,东北师大出版社,1999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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