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吉林市委组织部 | 江城党建网
当前位置:首页>吉林党史人物

李世超

作者: | 来源: | 访问:204 | 时间:2008-03-30

(1904—1936) 

李世超,原名李云山,又名李恩顺,参加革命后,化名李英超、吴德禄。193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吉林特支书记,满洲省委代理秘书长,1936年8月,在安东(丹东)牺牲,新中国成立后,被国家民政部定为革命烈士。 

(一) 

李世超1904年出生在吉林省伊通县伊丹乡一个小地主家庭。1918年小学毕业,考入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到长春读书。

李世超的青少年时代,是在中国发生大变革的时期度过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但革命并未使国家富强,给民众带来幸福。封建军阀连年混战,军阀政府走马灯似地更迭,造成社会更加动荡不安,人民生活更加贫困、痛苦。“五四”运动前后兴起新文化运动,《新青年》、《觉醒》、《学灯》等进步书刊传到东北,李世超开始接触新文化、新思想,精神为之振奋,求知欲望更加强烈,报国之心也与日俱增。

1921年,李世超于长春师范毕业,回到伊通家乡,在县立第一小学校谋到教员职业。执教四年,对家乡教育事业颇有建树,22岁的李世超便荣升为县立第十二小学校长。这期间,他的父母相继去世,已经遵从父母之命,娶了妻子,成家立业。当时北伐战争节节胜利,革命风暴席卷南方数省。奉系军阀张作霖羽翼已丰,正向关内扩张。东北地区兵灾匪患,连年饥荒,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李世超不满封建军阀穷兵黩武、渔肉人民的反动政策,于1927年弃职抛家,只身进关,考入北平朝阳大学法律系读书。学习期间,在北平地下党的宣传影响和进步青年的帮助下,李世超的思想有很大进步,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革命互济会”。课余时间参加一些有意义的活动,阅读了马列著作和进步报刊,初步确立了革命的思想。

大学毕业前,李世超妻子抛下年幼的女儿,在家乡病故了。李世超悲痛之余,又感到一丝“轻松”。因为,没有家庭的牵挂,他可以一心读书求进了。于是,他写信告诉妹妹:“父母留下的土地、房产,都给你做陪嫁,我要自食其力。”从此,他同封建剥削家庭脱离了关系。

1930年,李世超经朋友介绍,与北平笃志女中学生石正芳相识。居住在北平西城的石家,原是满族官宦世家,颇有些房地产业。石正芳没有兄弟姐妹,父亲早亡,只母女俩相依为命。李世超同石正芳结婚,并不是贪恋她家的财产,而是看中了她的人品。石正芳的母亲几次想说服李世超,希望他到石家成亲,但李世超执意不肯。他郑重申明:我决不寄人篱下。最后,他以不“入赘”为先决条件,方才答应同石正芳结婚。婚后,他们租了一间小房单独居住,靠自己挣钱生活。

李世超大学毕业后,应在河北某县当县长的同窗好友王某的邀请,到该县去当“帮审”。薪俸自不必说,相当丰厚。在旧中国,天下乌鸦一样黑,贪官污吏到处都有。工作一段时间,李世超发现这位县官“朋友”,也是为虎作伥、搜刮民财的势利小人,于是他不顾个人失业与否,愤然辞职离去。从此,李世超更加厌弃仕途生涯。 

(二)

 1931年夏,李世超偕爱人石正芳离开北平,回到东北,受聘到长春省立第二中学任教。不久,发生“九一八”事变,日军入侵,国破家亡,东北人民遭受更大的苦难。李世超对日本侵略军的残暴罪行,痛恨已极,决心寻求抗日救国的道路。

1932年初,李世超应同乡李静肃女士的邀请,到吉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任国文和孝经教员。他把家迁到吉林,在秀丽的松花江边天主教堂附近租了一间民房居住,把爱人石正芳插班到吉林女师高中部读书。

李世超刚到吉林,人生地疏,没有知心朋友,除了上课教书,平时很少同外人接触、交淡。他,高个子,稍微有些驼背,经常穿长衫,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外表看去。是位派头十足的老夫子。三十年代的吉林,孔孟之道已经没有多少市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实行奴化教育,在中学里增设经学和日语课,其目的是强行向青年学生灌输精神鸦片,让你服服贴贴听摆布,丧失反抗性格,从而建立所谓“王道乐土”。吉林女师学生中有许多人富有爱国思想,她们追求真理,渴望民主与妇女解放,具有反抗精神。因此学生们非常厌恶孝经课,对教这门课的李世超也十分反感,认为他无能,大学法律系毕业生,放着令人垂涎的法官不做,却当了孝经教员,是个十足的傻瓜。久而久之,“大傻瓜”的绰号在学生中传开了。李世超知道了,却不以为然。只是一笑了之。后来,他对吉林党组织负责人说:“革命者做地下工作,同敌人不能明争,只能暗斗,我们不能摆出一副革命者的架子和面孔,必须善于隐蔽住自己。只要对无产阶级革命有利,我情愿当傻子,个人吃点亏算什么呢l”从这里可以看到李世超坦荡、高尚的情操和胸怀。

1932年夏,在吉林党组织的领导下,各学校开展了救灾募捐和反读经运动。李世超在这场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特殊作用。他在讲课中,故意把孔孟之道说得玄乎其玄,矛盾百出。课中如果校长查堂,他更加起劲地重复“女人要三从四德”,“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道德老调,从而激发学生的不满,有的学生把孝经课本扯碎,有的干脆不来上课,达到了抵制孝经课的目的。

后来,经人引荐,李世超结识了中共吉林支部书记李维民。他们一见如故,倾心交谈,成为志同道合的知己。同年秋,李维民介绍李世超加入中国共产党。

李世超入党后,斗争目标更明确,思想更加敏锐,作为更加豁达。党组织交给他的第一个任务是,让他起草一篇形势宣传提纲。他在提纲中无情地揭露了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是祸国殃民政策,并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三省后,还将向关内进攻,妄图灭亡全中国。提纲中还宣传了我们党的抗日主张,呼吁人民群众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参加抗日救国斗争行列。李世超写的宣传提纲很实际,也很有份量,后以吉林支部的名义印刷、散发了。借助李世超当教员的方便条件,党组织让他负责“革命互济会”工作。他在北平读书时,就是革命互济会员,参加许多活动,很熟悉这项工作。他利用互济会广泛联系、团结爱国进步青年,吸收他们参加互济会组织和活动。然后把经过斗争考验的优秀青年,输送给党、团组织。李世超先从吉林女师着手,通过正面谈话、暗中调查或从反面试探,了解学生的思想状况,判断他们是进步的、平庸的、还是落后的,看准了就吸收参加互济会,或介绍加入共青团。

李世超知识渊博,讲话幽默,待人诚挚,和蔼可亲,很得学生的信赖,不仅女师的学生,连吉林一中、吉林一师等校的学生,都愿意到他家探讨政治经济学、唯物辩证法的难题。有时还问及抗日斗争形势和国家命运问题。李世超总是耐心地有问必答,讲些新鲜道理,并捎带介绍抗日义勇军和红军斗争情况,以激励学生的爱国热情。

1932年11月,满洲省委根据杨靖宇的建议,将吉林支部改为吉林特支,直属省委领导。1933年初,吉林党、团组织发展很快。吉林女师、吉林一中和吉林一师都建立了分团支部,这和李世超的积极努力工作是分不开的。他在总结发展组织的经验时说:“发展组织要象铁匠打铁一样,要紧拉风箱勤烧火,等到火候够了再下榔头。不然下榔头早了,就不易成材,你想打把快刀,结果反到是钝的。”

李世超在吉林党团组织发展建设上做了许多工作,表现出非凡的宣传和组织能力,因此得到上级党组织和领导同志的高度赞誉和充分信任,说他是吉林党员中的优秀同志,对党对人民极其忠诚,“不但行动无产阶级化,思想也没有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1933年3月,中共吉林特别支部改组时,省委巡视员指定李世超担任特支书记。从此,他更加尽心竭力地做好党的工作。4月末,为贯彻中共满洲省委指示,多次召开党、团特支委员联席会议,学习党的文件,研究部署纪念“红五月”活动方案。当时中共满州省委工作指导上存在“左”倾盲动主义倾向,据此吉林特支也决定5月6日晚(星期六),全体党、团员和积极分子统一行动,上街贴标语、撒传单。在李世超的领导和省委巡视员指导下,整个准备工作尽管很严密,但5月6日晚,特支委员金景在撒传单时却被警察逮捕。金景在宪兵队受审时,未等敌人用刑,只是威吓几句,就供出了他所知道的一切机密,致使吉林党、团特支遭到破坏。

5月7日清晨,李世超得知金景被捕,又看到日伪宪兵、军警到各学校搜捕抓人的时候,马上意识到事件的严重性。但他没有考虑个人的安危。如果只顾自己,他可以早点登上火车南下,到北平与娇妻爱子团聚。因为石正芳在寒假期间带着儿子回北平照顾生病的母亲去了。李世超想的是组织的瓦解和被捕同志的不幸,他感到十分内疚。所以,他暂时留下来,同敌人抢时间,把突然的变故,告诉尚未知情的同志,通知他们马上转移,尽可能减少一些损失。李世超先到特支委员关芝忱家(他们两家离的很近),又匆忙赶到省委巡视员张弓的住处,都极简单地交待几句话,然后到宋慎德家里。宋慎德是永吉县中的教员,是李世超培养发展不久的共产党员,同他单线联系,金景不知内情。李世超告诉宋慎德,要他暂停活动,提高警惕,注意隐蔽,将来由他及尚未暴露的党员,重新整顿和恢复吉林的党组织。最后,李世超在宋慎德家换了一套西装,准备去哈尔滨,把吉林党、团组织遭破坏的原因及损失情况,向省委报告。 

(三) 

1933年5月下旬的一天,哈尔滨道外头道街,靠近松花江边码头一家小客店,来了一位投宿的客人。他高个儿、驼背、满脸络腮胡子,穿着蓝粗布夹袄、青便裤,裤脚系着腿带,从外表看有50岁左右。店薄上登记的名字叫吴德禄,职业是私塾先生,自称因家乡闹土匪、灾荒,流落到哈尔滨谋生。这位老气横秋的“教书先生”,就是化了装隐姓易名的李世超同志。

吉林特支被破坏后,李世超同省委巡视员张弓一起脱险,转移到哈尔滨,同省委接上关系,报告了吉林特支被破坏的情形,并请求组织审查、分配工作。省委了解李世超的品格和工作能力,便分配他负责哈尔滨“革命互济会”和“反日会”工作,指示他在码头工人中开展工作,发展会员。李世超选定哈尔滨道外一家小客店暂住。因为这家小店简陋、偏僻,店费便宜,住店的又多是单身码头工人。李世超带着简单的行李和几部古书、一方墨盒、两支毛笔住进这座小店。

李世超主动和工人唠家常,了解他们的家庭、身世,替他们写家信。这些码头工人多是破产农民,只为挣点钱养家糊口,尚没染上耍钱、抽大烟的恶习,所以下工后就回到小店休息。李世超趁晚上空闲,给他们讲三国、水浒、说岳全传,启发工人团结抗暴和抵御外族入侵的思想,有时,还教工人学文化。有的工人闹病,他张罗着用偏方帮助治疗。一天,有个工人上吐下泻,得了霍乱症,李世超不怕传染,找两个铜钱沾盐水为病人刮背。这个工人病情好转了,千恩万谢感激李世超,说吴先生救了他的命,其他工人也深受感动。李世超的言行,赢得了工人们的尊敬和信任。李世超和这些工人混熟以后,又找机会对那些出身苦、思想品质好的工人,深入进行工作,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讲红军游击队的故事,把政治可靠的人发展为互济会员,组织他们参加反日群众工作。这年夏季,李世超领导革命互济会,在散发革命传单,组织“飞行集会”等方面,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得到省委的表扬。李世超做群众工作有成绩,也有了经验,后被省委派到道里做伪警察工作,他在警察中发展了20多名反日会员。这些警察会员为掩护党的地下工作,发挥了特殊的作用。李世超在道里的住房,就是警察帮助租的。遇到麻烦事,他们就事先通风,并帮助解围。

1933年秋,省委决定让李世超负责省委交通和文件发送工作。当时,他爱人石正芳回北平娘家已半年多,得知吉林特支被破坏的消息,一直为李世超的安危担忧。一天她突然接到丈夫要脱离夫妻关系的信。她虽十分难过,但又感到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因为她深信李世超在爱情上不会变心,他是为了革命事业,不希望有家庭拖累。石正芳母亲病故后,她把祖上遗产变卖了,带着两个孩子、钱款和一些金银手饰,来到哈尔滨,通过朋友找到了李世超,以便全力支持李世超从事抗日救国工作。

李世超和石正芳母子别后重聚,以家庭为掩护,更加努力地工作。后来在李世超的教育、影响下,石正芳已不再是原来的富家小姐,她成了革命队伍中的一名战士。4月,因团省委书记刘明佛被捕叛变,省委考虑到秘书长冯仲云的安全,调他到外地工作,任命李世超为省委代理秘书长,负责省委秘书处工作。李世超把家搬到马家沟洁静街一处僻静的小房里,这里也同时成了省委秘书处机关。李世超担子重了,工作更加繁忙,而省委的交通员少,文件多,实在跑不过来,李世超就教石正芳化名“大贞”、“达征”跑外勤,传送文件、消息。李世超深知传送省委文件机密的重要性和具有极大风险,每次布置任务都十分具体、周到,反复教育交通员,要杜绝细微的漏洞或差错,要严格遵守地下工作纪律,任何时候都不要打听或向外界吐露党的机密。石正芳跑了很长时间的交通,不但从来不打听,也不知道文件内容,就连李世超的工作情况也一无所知。有时李世超还让女儿送信、传递文件。八、九岁的小英子机灵、懂事。每逢交通员忙不过来、又有急件要送出的时候,李世超就在女儿的小胳膊上涂满红药水,用纱布把文件缠在“受伤”的胳膊上,然后让她先到街心公园玩一会儿,看看没人注意,再穿过马路,把文件送到指定的地点。

当时省委的经费异常困难。李世超动员石正芳,从她的存款里拿出3000元,单立存折,交给组织使用。后来,不管何时用款,石正芳都慷慨解囊,只要李世超伸出手指头,她就明白用钱的数目,照数资助,毫不吝啬。李世超幽默地说,“你这也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对革命的一点贡献。”

1935年,中共满洲省委代理书记杨光华离开省委之前,将在省委机关工作时间较长的同志,分别派到游击区或外地工作。李世超被派到安东(丹东),负责党的工作。1936年2月,安东党组织遭敌破坏,李世超被捕入狱。李世超在敌人严刑拷问中,正气凛然,坚贞不屈,经受住了革命者最后的考验。同年8月,李世超被敌人秘密杀害,时年32岁。

李世超的一生,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尚情操。

原载中共吉林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共吉林市党史人物(一)》,东北师大出版社,1991年出版  本文作者:徐庆林

下一篇文章:张玉珩
上一篇文章:伍晋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