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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新

作者: | 来源: | 访问:261 | 时间:2008-06-03

(1908-1981

王一新,原名张浴深,曾用名蔡友堂、林如、张云中、张化波,1908214日生于河北省安新县三台镇村。王一新的家庭是个富户人家,既种田又开油坊,父亲张铭卖油,伯父务农,叔父是个读书人,在家开办塾馆。至1928年家庭逐渐破落,父亲与叔伯分居,土改时被划为中农。王一新受叔父影响,从懂事起就有求学的欲望。

1317年刚满8岁的王一新在本家的塾馆随叔父读书。他聪明好学,在塾馆一直攻读4年。1921年考入容城县白龙村高级小学,两年后,以优异成绩毕业。1924年考入保定育德中学。在他入学的第二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王一新参加了反日游行和抵制日货的宣传活动。

1928年,王一新从育德中学毕业,正值家庭分家,经济困难,不能继续升学,只得在家随父参加劳动。蒋介石叛变大革命后,共产党员转入地下活动。共产党员梁玉堂(李平安)从国民党监狱被释放后,隐蔽身份积极“拉庙”(反封建之意,分地主霸占的庙地),联络积极分子,组织农民协会活动,反对土豪劣绅。王一新经梁玉堂介绍也参加了农民协会,刚组织起来的农民协会气派很大。至1929年春,反对豪绅的斗争取得了胜利。国民党在农村也实行白色恐怖政策,共产党员便转入秘密活动,农民协会的活动逐渐消沉下来。在这种形势下,王一新便离开了农民协会,于19298月,经李子英(李昭)介绍到容城县立高小当教员。

1930年春,王一新经家乡(安新县第七区)各村推选为区长,经两个月的训练于19309月被委派为安新县第九区区长。王一新在任职期间经常接近李子骏、梁玉堂等共产党员。经他们介绍王一新读了一些进步书刊,参加并支持反苛捐杂税的斗争。当时国民党政府日趋腐败,豪绅势力抬头,向老百姓的摊派猛增,民不聊生,怨声载道。王一新对群众负担过重深表同情,对国民党政府的摊派不满,于193110月会同李衡等4位区长赴天津河北省政府请愿,反对县长摊派。被国民党把持的省政府,不但不接受请愿,反将王一新和另外两名区长扣押起来。19325月,国民党政府以王一新犯有渎职罪被判刑8个月。王一新对判决不服,一面上诉,一面取保释放。1933年春节后,容城县地下共产党组织遭到国民党的破坏,担任容城县团县委书记的李子英逃回安新县三台镇家中,几天后转移到山西村的共产党员梁玉堂家隐局。梁玉堂是个单身汉,失业的王一新经常去梁玉堂家与李子英聊天。经李子英考查于1934年初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保定特委巡视员朱文章到了三台镇巡视,李子英向其汇报介绍了王一新入党,得到了特委承认。王一新入党后,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认真执行党的指示,服从组织的调动,工作积极肯干,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掩护一些被通缉的同志安全转移。19342月,王一心的上诉被国民党河北省法院驳回,仍以渎职罪为名收监。王一新在狱中,仍坚持同国民党政府斗争。同年6月,家里卖十几亩由将王一新从狱中赎出。他出狱后回到原籍仍从事党的工作,办冬学,搞农民运动。1935年春安新县委书记马金墀被捕,党组织遭破坏,王一新与党组织失掉了组织联系。19355月,王一新因失掉了组织关系去石家庄考上了正太铁路局车务处练习生,经4个月的训练,分配到石家庄车站当售票员,负责售一、二等软席票。王一新到石家庄后改名蔡友堂,与卖三、四等硬席票的许平等住在一个宿舍,因为他的年龄稍大一些、年轻人都称他为老大哥。王一新除售票以外,经常参与社会活动,与陆清廉、穆云等共产党员在一起谈论国事,谈论如何发动群众抗日救国。1935年北京爆发了“一二·九”、“一二·一六”学生爱国运动。石家庄市爱国群众自发起来声援北京学生,王一新参加了两次声援北京学生运动的示威游行。他还积极参加募捐活动。

193512月,经河北省委审查,恢复了王一新的党籍。与此同时,组建了中共石家庄工作委员会,书记王书良(石家庄铁路职工学校教员)蔡友堂任组织部长,陶希晋(石家庄正太铁路管理局秘书)任宣传部长。19366月,中共石家庄工作委员会,更名为中共石家庄委员会,书记王书良,蔡友堂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陶希晋仍任宣传部长。市委成立不久,书记王书良的革命活动被国民党察觉,决定撤销他铁路职工学校教员的职务,后到扶轮小学任六年级语文教员,因课程紧张没有时间做党务工作,因此,市委的主要工作由王一新负责。王一新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去王书良处汇报研究工作。王书良认为王一新有工作能力,放手让他工作,让他经常与陶希晋、康瑞华研究,把党的工作开展起来。王一新在市委主要负责组织工作,他经常深入到铁路职工、大兴纺织厂的工人中去,秘密发展组织。由于王一新积极工作,党组织有了较快的发展,仅一年时间,党员人数由7人发展到70人,成立6个支部,有了活动的组织基础。中共石庄市委成立后,主要任务是向群众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广泛组织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发动群众组织起来抿御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因此,在1935年底市工委创办了《正言报》宣传革命道理,发动群众。193610月,市委又创办了《北风》月刊,1937年初,又将《北风》改为《北光》。市委为了广泛发动群众抗日,成立了“话剧团”、“歌咏队”、“跑步团”、“国术团”、“自行车队”等群众组织,宜传演出,在群众中教唱革命歌曲。市委还组织了“石门各界抗敌后援会”、“工人抗日救国会”、“商业抗日救国会”等群众组织。

19371月,石家庄市委书记王书良因“颜色发红”,身份有所暴露,上级党组织决定调王书良去山西参加牺盟会工作,并决定由王一新任市委书记,陆清廉任组织部长,陶希晋任宣传部长。西安事变后,国民党更加反动,不仅改编了五十三军,而且对共产党的活动也严厉镇压。在不利的形势下,王一新领导的市委仍坚持斗争,创办刊物,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巩固和加强抗日救国群众组织,发展抗日救亡运动。

19375月,因王一新的身份有所暴露,上级党组织决定将他调离石家庄。10月,组织选派王一新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将蔡友堂的名字改为张云中。他在中央党校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但仅学了半年,因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华北急需干部开展敌后工作,19382月被党组织派到山西长子县任县委组织部长,化名为张化波。同年9月,王一新调至太岳地委任副书记,此时,改名为王一新,不久,任地委书记。1940年,王一新被调到太岳区委任组织部长。1942年,调至北方局组织部先任组织科长,后任干都科长。1943年,王一新在北方局参加整风运动,他主动检查了在太岳区委工作时的个人英雄主义,以及入党前先任区长后坐牢沾染上的一些旧习气,从而增强了党性。19458月,王一新被调至晋冀鲁豫边区中共豫东工作委员会任宣传部长。不久,八一五东北光复,抗战胜利,10月份王一新奉中央之命来东北工作。19462月,王一新被东北局任命为中共吉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19465月,因加强基层工作需要,王一新被调至中共榆树中心县委任书记。7月吉辽省委改为吉林省委,撤销吉林分省委,榆树中心县委改为榆树县委,隶属吉北地委领导,王一新仍任榆树县委书记,194710月调至吉北地委任副书记。当时,吉北地区地处前沿,既是北满根据地的门户和屏障,又是东满根据地的右翼,既是对吉长之敌斗争的前沿,又是支援战争的可靠后方,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王一新在任榆树县委书记和吉北地委副书记期间,积级贯彻上级党组织的指示,认真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率领榆树和吉北地区人民群众平叛剿匪,稳定社会秩序,动员群众参军参战,有力地支援前线,并发动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土地改革的运动中,他注意调查研究,不断地纠正运动中的偏向,摧毁了束缚农村几千年的封建势力,彻底平分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为发展和巩固吉北根据地,造成对吉长之敌包围之势,做出了重要贡献。

王一新任榆树县委书记不久,东北民主联军从四平撤出实行战略转移,国民党军队继续北犯。19465月下旬,吉北地区的德惠、九台两县相继被敌占据.敌人进至松花江西岸,地处松花江以东的榆树县也面临着转移与坚持的抉择。在敌人长驱直人,形势严峻的情况下,王一新率领县委、县政府机关虽然从县城撤出,但仍坚持在本县境内,准备与敌人作斗争。由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榆树县所属的10个区中有弓棚、泗河、五棵树、八号、新立、大岭六个区的区中队,发生7起叛逃事件,共有237人投敌,一些为首分子携械投靠国民党军队,有的叛变为匪,杀害干部和群众.王一新在吉北地委的支持下,率领县保安团在军分区武装和主力部队的配合下,仅用十几天时间,平息了叛乱,镇压了叛乱中的首要分子,稳定了局势。当时,在榆树的东部山区土匪蜂起,有土匪17股,大的土匪绺子有“索阎王”、“迟勇”、“双山”等,约千余人。匪徒在山区打家劫舍,奸淫烧杀,扰乱社会治安。榆树县委立即决定,要坚决全部剿灭土匪,造成安定局面,巩固根据地。19466月,王一新指示县公安队对作恶多端、群众恨之入骨的迟勇匪绺进行清剿。公安队按照县委指示在青山顶庙里智擒了匪首迟勇。县委决定召开群众大会公审,立即处决。至6月底榆树县境内干余名土匪基本上被肃清,安定了社会秩序。194715日至316日,东北民主联军北满主力部队为策应辽东军区“四保临江”,三次南渡松花江作战.榆树县地处前沿,既是我军渡江南下的必经之路,又是支援作战的可靠后方。在我军“一下江南”的作战中,榆树县保安团受“东总”之命,在吉北军分区的指挥下,配合一纵攻占了江西石屯,阻击了吉林保安团向其塔木增援之敌。榆树县委为了保证我军“三下江南”作战的胜利,提出“一切为了前线,全力支援战争”的口号,16日,奉“东总”之命,榆树成立了总兵站,由王一新兼政委,建立了兵站医院和秀水甸子、榆树、大岭至拉林以及由黑林子、土桥子至五常兵站线,保证伤员的治疗和转送以及前线军需物资的需要。因为榆树县支前的成绩显著,于1947122日,受到东北行政委员会的通令嘉奖。榆树县是吉北地区首县,在解放战争中出粮出兵最多,占全地区的二分一以上。吉北地区在解放战争中参军青年达四万人,榆树青年参军竟达两万四千人,占三分之二,相当于一个纵队的兵员,为扩充和壮大我军做出了重要贡献。

王一新任榆树县委书记不久,中共中央于194654日发出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要求把解决上地问题“当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在务”及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环节”。王一新组织县委一班人认真学习“五四”指示,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反奸锄霸的群众运动,打退了地主的反攻倒算,提出了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增加工资”的斗争中,将公地、恶霸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在斗争中雇贫农有冤伸冤,有仇复仇,逼迫反动地主低头,拿出土地。19467月榆树县分配土地一多垧。9月底,榆树县委根据地委的指示,又深入地开展了清算运动,号召农民起来为“实现耕者有其田”而斗争,至1947年初,全县分配反动地主、汉奸、恶霸地主的土地达五六万垧以上。

王一新在榆树县委领导土地改革运动中,认真调查研究,指导运动向健康深入发展。1947年初,榆树县在土改运动进入关键的时刻,王一新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了《榆树县土地斗争中的献地问题》和《放手中的领导方式》两篇文章发表在省委和地委的内部刊物上。他在前一篇文章中指出,由于工作队包办代替,没有充分发动雇贫农起来与地主斗争,因而产生了献地问题。文章中指出地主献地的七个原因,但终归一点是被迫献地。因此,混淆了地主与农民的矛盾,妨碍了雇贫农的发动,使农民与地主撕不开脸皮,掩盖了地主的罪恶,出现了土地明分暗不分的现象。即使是分配的土地有一半以上不是斗出来的,而是献出来的,造成了“夹生饭”。在后一篇文章中,他指出工作队包办代替或放任自流的倾向,提出放手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式,要深人一点,推动全面,点面结合,推动运动不断深入。榆树县在改造“夹生饭”中,首先在八区张家屯进行试点,发动群众斗争,没收了地主的土地,打掉了地主的威风,树立了雇贫农的正气。县委在点上取得经验以后,然后全县推广。19477月,榆树县委根据上级的指示,开展了“砍挖”运动(即砍大树——指地主,挖财宝运动),在一区双顶子村举办了翻身教育展览会,用典型事例,采取自己教育自己的方法,把运动引向深入。榆树县在“砍挖”运动中,挖财宝37亿元(其中金子39.7斤,白银225斤),从经济上摧毁了封建势力。

194710月,王一新调至吉北地委任副书记。此时,中共中央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吉北地区松花江以西的九台、德惠两县已大部解放。王一新任职后即对吉北各县土改运动进行了调查,于115日向吉林省委书记陈正人写了“关于吉北土改运动情况”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吉北老区的土改仍有80%的村屯存在“夹生饭”现象,群众没有真正发动起来,封建势力未能彻底摧毁,分配的土地只占耕地的一半。因此,他建议在吉北认真贯彻执行《中国土地法大纲》,开展接征运动(即全部没收地主的土地,征收富农多余部份)摧毁农村中的封建势力,彻底平分土地,从10月份开始,吉北地区在新区和老区全面开展了接征运动,组织群众向封建势力大进军,开展联合斗争,不分村屯向封建势力反复进行扫荡。榆树县在“斗倒地主富农过好年”的口号下,有20万农民向1.5万户地主富农开展了斗争,到年底全区基本上摧毁了地富的封建势力,树立了雇贫农的优势。

19481月,吉北地委召开了土地会议,讨论土改运动的经验教训,部署全面贯彻《中国土地法大纲》彻底扫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123日,王一新代表吉北地委在会议上作了总结,就过去土改工作的估计,关于土地改革的政策问题、雇贫农路线问题、领导方式与工作方式,今后工作步骤、整党等六个问题作了全面总结发言,但中心是讲了有关平分土地的政策问题,强调在“平”字上下功夫,按照党的政策实现平分土地。会后,各县按照地委的土地会议的精神,普遍采取了“召开雇贫农代表会议”(吸收中农参加)的方法,部署平分土地。榆树县在平分土地中还提出了一些认真执行党的政策的口号,例如“土地是革命根子,百年大计要认真!”“分地要按土地大纲,人人同样一份才相当”“雇贫中农一家人,大伙合计把地分”“中农房地要尊重,少了补进,多不动”这是生动形象的口号,体现了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和平分土地的政策,在平分土地中起到积极的作用。平分土地是土改最后步骤。19483月底,吉北地区170万人,分得土地121万垧,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土改结束后,适时转入大生产运动。

194839日,我军解放吉林,对长春之敌形成了包围之势。地处前沿吉北地区的九台、德惠县组成了二线兵团,配合主力部队包围长春。吉北地区继续发动群众参军参战,全力支援东北解放战争取得胜利。19486月,吉林省委、吉林省政府决定撤销吉北地委和吉北专署,王一新被调至省委工作。

194810月,王一新任吉林省委城工部长。19492月任吉林省委秘书长,195211月调至辽宁省鞍山市任副市长,1963年任辽宁省财委副主任兼商业厅长,1965年任辽宁省物价委员会主任。建国后,共产党处于执政地位,王一新虽然担任省厅级要职,但仍以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要求自己。他在任省委秘书长和鞍山市副市长期间,亲友和乡亲都来找他给安排工作,不管谁来,都被他说服,让亲友回乡依靠政府,按照党的政策办事,不能靠个人的权势,解决工作间题。来找的亲友虽说心里不痛快,但知情的乡亲都称赞“王一新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至今在他的家乡还传颂着王一新不循私情的故事,人们都敬佩他的革命情操。王一新对自己子女的要求也是很严格的,子女升学、插队、回城、毕业分配,都靠自己努力去争取,绝不靠权势安插。尽管他忠心耿耿地为党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仍遭受“四人帮”的迫害,被诬陷为假党员,国民党分子,下放到兴城。在逆境中,王一新仍坚持相信党,相信群众,仍按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1971年,他在兴城下放期间,家乡闹旱灾,村里领导让他长子张会海去兴城找王一新给解决电机问题。他把儿子打发回乡,并叮嘱不要让大队给报销路费。后来,王一新从锦州一家工厂搞到一台旧电机,自己花运费给村里寄去,解决了燃眉之急.村干部来信问运费问题,王一新回信说:“钱,你们就不用管了,集中精力抗旱,确保丰收。”粉碎“四人帮”后,党组织为他落实了政策,于1977年任辽宁省政协常务委员。王一新是一位入党较早的老党员、老干部,他长期从事党务工作,无论在艰苦的岁月,还是在和平时期,对党一贯忠诚,积极工作,艰苦奋斗,为党的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几十年为革命奋斗,积劳成疾,198117日于河北省秦皇岛病逝,终年7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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