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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 瑛

作者: | 来源: | 访问:393 | 时间:2008-10-07

(1908—l990)

曹瑛,曾用名石磊,化名钟真才,1908年2月14日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北乡尖山村(现柘庄乡三和村)的一个书香门弟。父亲曹逢隆曾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会员,母亲王藻顺秉性善良,勤俭朴实。曹瑛幼年读私塾,打下比较坚实的文化功底。 

(一) 

1918年曹瑛考入县立第五高小读书,学校设在寺庙“冲真观”里,观内摆设着泥木塑像、雕像,同学们多次要求把神像搬开,曹瑛也列举三条搬走神像的好处:一、小同学不害怕;二、使教室宽敞明亮;三、神像披的红绿袍服可做彩旗。校方回答是道长不准,不得擅动。一天夜里,待教师睡熟后,曹瑛发动住宿同学,将木雕菩萨搬出,泥塑菩萨捣毁垫到操场一个大坑内,然后把教室内外打扫得干干净净。“玉皇大帝”腹部是空的,装了很多茶叶,天亮之后,他们把茶叶给每位教师送去一包。教师们看到教室光线好了也很高兴,道长看到也无可奈何了。

曹瑛在第五高小读书时,发动过一次学潮。学校姓余的训育主任,品行恶劣,生活腐败,对学生蛮横。曹瑛和同乡学生曹拔、邹之谟商量出一个主意。星期六晚上,发动住校的二百多学生,每人写一张揭露余劣迹的条子,贴在墙上、桌上,公之于众。周一早余发现后,灰溜溜地离开了学校。但此事惹脑了学校,当曹瑛、曹拔、邹之谟毕业时不给发文凭,曹瑛便到县城找参议会和教育局辩理,学校不得不补发他们的文凭。

1922年,曹瑛以八百多考生中名列榜首的成绩考入了岳州(今岳阳)第三联合中学。校长包泽兰,思想比较进步,英语课教员欧阳九是国民党左派,他们对曹瑛早期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都有一定影响。曹瑛在“三联”读书期间,喜读屈原的诗篇,深受屈原忧国忧民,为追求理想而将生死置之度外的思想感情所熏陶.经常组织同学演文明戏,宣传抵制日货。他们的爱国热情得到了师生的支持,也引起了党组织注意。湖南省农民协会驻岳州特派员、共产党员刘士奇,曾多次找曹瑛谈话,让他阅读《共产主义ABC》、《唯物史观》、《共产党宣言》。经过一段培养和考察,1925年11月,由刘士奇、杨其身介绍,曹瑛在岳州关帝庙入党。曹瑛入党后,更积极地进行革命宣传活动,以他为首创办了“三联”校刊,曹瑛撰写了发刊词。当时曹瑛担任“三联”学生会主席,又是国民党岳州市青年部长。为了同土豪劣绅作斗争,曹瑛还组织一个临时法庭,并将审判大土豪劣绅周嘉的捎息,刊登在“三联”校刊上。此时,曹瑛已成为岳州颇有影响的人物。

1927年2月,党组织派他到武昌中山大学学习,任党的支部委员、校学生会负责人。一天,董必武同志(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常委兼省政府农工厅厅长)亲切地会见了曹瑛。谈话中,董老指出“国民革命必须依靠工农大众才能成功”。他给曹瑛举了一个寓意深刻的例子:“一个教授(指戴季陶)在课堂上讲劳工神圣,在文章里也写劳工神圣,”平日却坐着轿子,让两个劳工抬着他这个‘神圣’。这种神圣的老爷是不会甘心让泥巴腿脚的劳工们翻身的。”董老还讲“不要以为革命的大业会一蹴而就,斗争还很复杂艰巨,应做好充分的精神准备。有为的青年,要继续奋斗,准备做出更大的牺牲。”最后董老嘱咐曹瑛要认真研读《共产党宣言》。听了董老的话,曹瑛信心更足,信念也更加坚定。

1927年,随着革命与反革命的大搏斗日趋激化,党组织从武昌中山大学抽调一批学生党员分赴各地,投入实际斗争。曹瑛返回湖南,在岳州和粤汉铁路从事学生和工人运动。    继“四一二”反革命屠杀之后,反动军阀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长沙沉浸在血雨醒风之中。6月初,长沙各界组成“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市县党部民众团体请愿代表团”,赴武汉向国民党政府请愿,要求严惩许克祥。作为代表团成员的曹瑛和刘士奇再次见到董必武同志。董老听完汇报后指出:“唯有坚持农民武装暴动,把革命的注意力转向农村,才是取得胜利的保证。”一席话,使曹瑛茅塞顿开,看到了胜利的希望,返湘后即回平江北乡开展农运工作。一天早晨,反动地主武装“挨户团”持枪闯入村里,曹瑛闻讯后,躲到邻居柴堆里。“挨户团”没有抓到曹瑛,便将他二弟绑到大川铁炉坪,并扬言抓不到曹瑛,就杀了他二弟。后来家里摆了十几桌酒席,向“挨户团”求情,才将他二弟放出。曹瑛也在乡亲的掩护下,离开平江去长沙“挨户团”在村中宣布曹瑛是共匪,不准村人和曹家来往,受此打击,曹母不久即精神失常而辞世。 

(二) 

曹瑛到长沙后没有找到党组织,继而又辗转武汉、九扛、上海,才与组织接上关系,先后担任江苏省委巡视员,省委发行部长,上海吴凇区委书记等职。1930年夏季,江苏省委派曹瑛任南京市委副书记。他和妻子苏汀娥到南京后,很快与市委书记曾钟圣接上了关系。一个月后,因曾钟圣身份暴露,奉命离开南京,由曹瑛代理市委书记。

同年8月,他到上海参加由李立三同志主持的一个会议,内容是部署全国13个中心城市,同时暴动的计划。在汇报各地情况时曹瑛说:南京党的力量虽然有了一定发展。但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条件还不够成熟。当前,重要的是积蓄力量。他的发言当即受到立三同志的批评,说曹瑛根本不懂客观形势与主观力量的关系,向困难低头,实际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会议结束时,立三同志提出:目前要继续批评党内的右倾思想,限期发展党员,加深开展反白色恐怖的斗争,发动罢工示威直至组织公开暴动。会后,本着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曹瑛对南京工作也相应地作了部署。由于执行了“左”的方针,把好不容易积蓄起来的一点力量基本都暴露出来,被捕和牺牲了很多同志,造成很大损失。

1930年9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开始纠正立三“左”倾错误,同年底南京市委又正式作出了清算立三“左”倾错误的决议,从此南京的工作又有了新的发展。

当时,党的活动经费非常紧张,曹瑛夫妇生活十分艰苦,连值钱的衣物都拿出去典当了。由于生活窘迫,苏汀娥染上了伤寒病,又因交不起房租,被房东撵了出来。他们只好住在中华门内钓鱼台“湖南会馆”的一个角落里,不久病魔夺去了苏汀娥年轻的生命,接着曹瑛也患了伤寒,党组织想方设法把他送进鼓楼医院,他才从死亡线上挣脱出来。

1931年1月的一天,曹瑛到将军巷一号秦世昌先生家开互济会。一进门,发现一个鬼头鬼脑的家伙跷着腿坐在椅子上,屋里的东西已翻得乱七八糟,他警觉到情况不妙,便装问道:“你是秦先生吗?”这个家伙马上答道:“秦先生买菜去了,马上就回来,你等一等。”曹瑛借故要走,那家伙便掏出手枪说:“不行,跟我们到宪兵司令部去一趟。”在南京宪兵司令部的看守所曹瑛被关押近一年,因秦世昌是因他儿子的贪污案受牵连被捕,不久被释放。组织上通过秦世昌保释曹瑛,而国民党反动派又别无其他证据,不得不于1931年底将曹瑛释放。

出狱后他到上海找到了党组织,不久担任了沪中区委书记。1932年4月,受王明左倾盲动主义路线控制的中央下发《五一劳动节告工友书》。有了南京执行立三路线的惨痛教训,曹瑛在政治上和在白区斗争方面都有了经验,他以沪中区委宣传部的名义,秉笔直书向党中央陈述了自己的意见。信中写:“省委转中央:我们讨论了你们为五一劳动节告工友书,认为有以下的错误,并将该项告工友书扣留了,是否妥当,请你们正式给我们一个回答。”在这封信里,曹瑛指出《五一节告工友书》中提出全国总同盟罢工以及在白区实行7小时工作日都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错误。对于这些意见,当时的中央机关不但听不进去,而且还在1932年5月15日中央机关刊物《斗争》第13期上,以《机会主义者的自我批评——评沪中区委宣传部给中央的信》为题,给予反驳,事后给曹瑛警告处分。

1932年底,由于叛徒出卖,曹瑛再次被捕,被判处无期徒刑,关押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此时曹瑛化名钟真才。当时狱中有不少是活动在北平、上海等白区的党的优秀干部,他们团结一致同敌人开展了狱中斗争。一天清早,与曹瑛同监号的青年犯人晏卓因顶撞看守被打,曹瑛忍耐不住高喊“反对打人!”对面号子的陶铸立刻响应,也高呼“反对打人”,紧接着全监都喊起来。这时看守们丢下晏卓,杀气腾腾地把曹瑛拉出来拳打脚踢。曹瑛站稳脚跟后,也回敬了陈士林一个大嘴巴,并说:“不准侮辱我的人格!”其他看守蜂拥而上,将曹瑛拖进行刑室,用木棍打他的手心,在脚上钉上沉重的半步镣,才放回监号,他已遍体鳞伤。不久,曹瑛的监号内,又进来一个叫童本森的“犯人”,大家叫他“扒灰匠”(奸细的意思)。每隔十天半月,看守借故把他调出去汇报一次。一天,曹瑛病得沉重,童本森乘机卡住曹瑛的脖子,狠狠地打,同号田达文等人发现后借机一齐动手打得童拼命的呼救。事后,不得不把他调出号子。重刑号内人多条件差,最多的关到21人。曹瑛睡在地板上,头靠马桶,常溅到脸上。由于监狱管理科长的克扣盘剥,犯人吃的是“三子饭”(砂子、石子、稗子)、烂黄豆芽,老小白菜,夏天一连三个月吃白水煮冬瓜。曹瑛和同志们串连后,发动了绝食斗争。开始看守长给曹瑛钉上脚镣,但难友们心齐,躺在板床上连水也不喝。狱方无奈,只好把白水煮冬瓜改成小白菜,菜桶里有了浮油,每隔一个月还在菜里加点肉,绝食斗争取得了胜利。

1937年七七事变后,蒋介石迫于形势,同意中国共产党在南京、武汉、西安、重庆等地公开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南京办事处在博古、叶剑英同志领导下,根据国共两党南京谈判达成的有关协议,向国民党交涉要人。中央军人监狱分两批释放了十五年以下徒刑的政治犯,同时将未被释放的政治犯集中关押在“狱中之狱”的南监监房,并将监号门和通道大门一律上锁,并取消放风,妄图借日寇飞机的轰炸,将这批政治犯炸死在监狱里。针对敌人阴险狡诈的预谋,在陶铸、曹瑛等同志的发起下,难友们开展了集体绝食斗争,提出不准锁号子门和挖防空壕等要求,绝食斗争进行三天,迫使敌人做出让步。后经周恩来,叶剑英与国民党当局交涉,9月26 日,八路军南京办事处派黄文杰将曹瑛和陶铸、肖桂昌、顾玉良、陈曾国、赵希愚、周云德等七位同志接出监狱。出狱当天,他们拍了照片,并由曹瑛提写了“百战归来认此身”的题词。 

(三) 

曹瑛出狱后到了延安,在中央党校边学习,边治疗疾病。此时,经组织同意改名石磊。1938年4月,石磊调中央长江局组织部工作。不久华北沦陷,武汉危急,许多抗日团体纷纷向西南撤退,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也撤到长沙,此时正在长沙的周恩来同志指挥我方人员继续南撤,并指示在衡阳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并让石磊在衡阳开办短期党训班,培训广西党的领导骨干。训练班结束后,石磊调桂林八路军办事处。这个办事处是1938年1O月武汉失陷后,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建立的,实际上是中央南方局派出机关(此时中央长江局已撤销)。周恩来同志为南方局书记,李克农同志为桂林办事处处妊,夏之栩同志负责觉的地下交通工作。石磊来后,负责党的组织工作。当时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推动下,以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为首的广西地方当局,在政治上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态度。他们与蒋介石存在着历史隔阂和复杂矛盾,想借抗日、民主的口号和我党的力量巩固其地位,所以,桂林办事处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利用蒋桂之间的矛盾,积极对桂系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1939年2月,周恩来同志来到桂林,给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做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报告。次日,周恩来同志单独约见石磊,在听完工作汇报后,周恩来同志指出:“地方党组织要整顿;建立短小精干的领导机关;组织不忙发展;工作宜向下层。”在谈话中,周恩来同志发现石磊用铅笔记录,立即取下随身携带的派克钢笔送给他。此后,石磊一直珍藏着它,把它作为鞭策自己不断学习和进取的力量。直到1976年,石磊才把这支笔捐赠给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1940年,石磊同志调南方局组织部,直接在周恩来、董必武(此时代理组织部长)领导下工作。当时重庆红岩村公开挂牌是八路军办事处,楼上就是南方局的秘密机关。为了在这种复杂的形势和环境中更好地开展工作,周恩来和董必武同志讨论了如何进一步贯彻党中央关于白区_工作“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把这方针具体化“勤业、勤学、勤交友”遵循这一方针,石磊在这条隐藏战线,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944年11月,石磊调到中央办公厅任秘书处处长,协助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处理政务方面的工作。 

(四)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后,党中央针对蒋介石坚持独裁发动内战的阴谋,确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为执行这一方针,中央决定调2万干部,1O万军队进入东北地区。石磊和他的夫人陈维清(化名夏甬)参加首批干部团于10月抵长春,中共中央东北局任命石磊为中共吉林省工委委员兼长春市委书记。

当时,苏联红军已进驻长春并实行军事管制。国民党吉林省党部和长春国民党专员办事处也挂牌公开活动。苏联红军的态度是承认国民党机构,但要求不许进行反苏反共宣传,对我党和军队不准公开挂牌,但允许发展组织和组建地方武装。在这种特殊的、复杂的形势下,中共长春市委在石磊率领下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长春人民由于长期受日伪奴化教育和宣传,许多人对国民党存在盲目正统观念,盼望苏军早日撤走,国民党接收长春。因此,摆在市委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大力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宗旨及其政策,使广大群众加深对共产党的认识。市委在石磊主持下,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创办《长春新报》,并亲自兼任社长。1945年11月15日,出创刊号,石磊题写了报头,撰写了发刊词,此后他每日亲自审定清样,撰写重要社论。《长春新报》对于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揭露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及其反动面目,都起了很好的作用。市委抓的第二件大事,就是加强对吉长部队的建设,日本投降后,在原长春地下党组织负责人申东黎、徐慎、赵东黎、傅根深、刘健民等人领导下,迅速组织了由2千余名工人和青年知识分子组成的“吉长部队”。为加强这支部队的建设,市委又派一部分骨干力量参加部队工作。市委抓的第三件大事是抓紧党的建设。首先充实了市委工作部门,然后建立各区的区委,同时在有条件的群众组织内建立党的基层支部。此外,市委还加强了对公安、进步群众团体和“青年读书会”的领导。

1945年12月,苏军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规定,要在撤出长春前,把政权交给国民党政府,要求我党政机关,军队、报社和群众团体撤出长春。为尊重苏军要求,吉林省工委和长春市委及其领导的吉长部队相继撤至岔路河。

1946年1月初,石磊秘密潜入长春,通过在国民党长春市政府任参事和“敌伪财产保管委员会”副主任的我党地下党员孙亚明同志,收集国民党方面的情报和对长春市政府市长赵君迈进行统战工作,并着手《长春新报》的复刊工作。为使《长春新报》在国民党政府控制下取得合法地位,石磊亲自去见赵君迈,取得了他的同意,批给了办报用房和设备。在赵东黎、章欣潮、杨文元等同志的共同努力下,《长春新报》于2月8日复刊,继续宣传我党政策,揭露蒋介石打内战的阴谋。《长春新报》报导的消息和文章,引起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恐慌和仇恨,他们不得不撕去假民主和“言论自由”的伪装,限令于4月10日前停刊。石磊再次撤出长春。

在这段时间里,石磊进进出出,在长春坚持了三个月的地下工作,多半是住在群众家里,依靠地下党员和群众的掩护进行活动。当时正是严寒的冬季,石磊是南方人,没有御寒能力和经验,一次在进出长春的途中,因坐在车子里没有活动,双脚冻麻木不能动,周保中同志发现后,急忙让司机把车开进屯子的老百姓家,用雪亲自给他搓腿,搓了两个小时才缓过来。

1946年4月18日,我军攻克长春,石磊仍任市委书记。此时,东北局也迁到长春。1946年5月22日午夜,根据东北局战略转移的指示,驻长党、政、军机关奉命撤出长春。同年7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将吉辽省委改为吉林省委,由陈正人任书记、张启龙任副书记,石磊任宣传部长兼城工部长。1947年2月,石磊任吉敦地委书记,主要任务是深入发动群众实行土地改革,剿灭残匪,巩固吉敦根据地。 

(五)

    1947年5月,东北民主联军在东北战场向国民党军队开展了全面反攻。经过夏、秋、冬三大攻势,1948年3月9日吉林市重获解放,石磊出任市委书记。吉林市被国民党占据21个月,贪官污吏卖工厂设备,军政要人带头搞投机倒把,一些和国民党有勾结的大资本家,在“三九”前即抽逃了大量资金,造成金融紊乱,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在国民党逃跑,我军尚未进城的间隙,又发生了抢米和分工厂机器的风潮,造成市面极度混乱,人心不安,工厂停工、商店关闭。劳动人民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面对这种极端困难的局面,3月11日,石磊亲自起草了以市政府、市警备区司令部名义颁布的第一号布告,公布了国民党散兵、警宪要向民主政府申报,敌特分子要自动向军政机关坦白悔过,以及献出敌军遗留之枪械、弹药、军需物资等安定社会秩序的七条规定。接着石磊又亲自进行社会调查,召开各种会议向工商业者宣传工商政策,向工人宣传党的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和劳资两利的政策。与此同时,组织人员接收公营企业,组织工人收集失落的设备器材,积极复工。3月24日,市委发布了《关于保护工商业的决定》,阐明“保护与发展私营工商业,是我党现阶段坚定不移的政策,除没收操纵国计民生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归人民政府所有外,凡本市一切私人正当经营之工商业,均须逐渐使其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总方针下,积极恢复发展以支援解放战争与供给农村需求。”并确定“一、发放本市工商业低利贷款一亿元(东北币);二、自本市解放之日起,所有私营工商业,一律免征营业税六个月。”由于采取上述政策措施,迅速稳定了社会秩序,工厂、商店陆续开工复业。3月间,市委、市政府还派出五个工作组接收市内五个区政府,并对9249户贫苦工人、市民进行救济,平均每人发放救济款2473元(东北币),受救济的人占全市总人口的18%。4月28日,市委召开干部会议,会上石磊总结了吉林解放仅一个多月所取得的成绩,明确今后城市工作以“改造城市,发展生产,群众工作”为三大中心任务。会上石磊还宣布城市纪律:“民房、学校、教堂,名胜应加以保护,绝对不准机关、部队强行占用,现在占用的,要在5月底以前全部退还。”5月17日,东北局调石磊筹建长春市委。石磊同志在吉林市的工作虽然很短暂,但是他出色的领导水平和组织能力,都给吉林市人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以石磊为主任委员的“长春市委筹委会”组成后,他一方面组织干部学习管理城市的政策和方法,亲自给干部作辅导;另一方面,他以接收和改造吉林市城市工作的经验为主线,撰写了新解放城市的七条工作意见,在长春第二次解放以后,以“接收长春经验”为题上报东北局。1O月,经陈云同志审阅后,上报党中央。毛泽东非常重视这七条经验,并命令以急电发给当时在前线的彭德怀、徐向前、陈赓、粟裕、杨成武等同志“望加注意”。

(六) 

1948年10月19日长春重获解放,石磊任长春特别市委书记,但工作不到十天即调回中央。1949年1月北平解放后,出任北平市委秘书长。同年8月,长沙解放后任长沙市委书记,此时经中央批准石磊恢复了原名曹瑛。1945年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捷克斯洛伐克特命全权大使。1961年奉调回国,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代理书记。十年浩劫中,曹瑛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被关押长达七年之久,身心受到严重摧残,曾有两次处于病危状态。但曹瑛铮铮铁骨,无私无畏,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顽强斗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曹瑛被选为中纪委常委,在张启龙同志直接领导下,参与了审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并亲自主持瞿秋白案件的复查工作。他亲率工作组经过深入调查研究,用确凿的证据批驳了林彪、江青一伙强加给瞿秋白同志的莫须有罪名,使一位颇具影响的党的早期领导人的沉冤得以昭雪。在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曹瑛当选为中顾委委员。这时他已74岁高龄,然而他壮心不已,不遗余力地为党工作。1983年3月16日,他给胡耀邦同志写信,建议中央组织部解决1957年错处理的出国留学生的政治问题,以全面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1986年,他又亲赴江西老区调查,事后向中央写了《关于赣南老区的调查报告》(刊登在《中顾委通讯》第181期上),提出了尽快帮助老区脱贫致富的具体意见。

曹瑛酷爱文物、字画。50年代初,任我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时,在回国述职期间,经常到北京琉璃厂古旧书店和个体书摊上,用节衣缩食积攒的钱,购买散落在民间的文物字画,其中有不少是书画精品。曹瑛虽然非常珍视这些杰出的艺术品,但从1986年开始,他却将130多件文物分别无偿地捐给湖南省博物馆,长沙市图书馆,桂林市博物馆。有人替他惋惜,而曹瑛却说:“文物永远是属于国家和人民的,我把它捐赠给国家是让它回了‘家’啊!再说,给子女留下些文物、钱财,对他们成长有什么好处?我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和革命者,只想把清白和艰苦奋斗精神传之后人,这比什么都更重要啊!”曹瑛的无私奉献精神,不仅表现在对党的事业上和对身外之物的态度上,就连他的身体也立下遗嘱捐赠给祖国的医学事业了。他在1987年5月1日立的遗嘱中写道:“同志们、孩子们:我死后,请将我的遗体交给任何一个培养外科医生的医疗单位进行遗体解剖,不要保留骨灰,并不要搞什么遗体告别,这些都是毫无意义的。至嘱。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

1990年3月26日,曹瑛患脑溢血经抢救无效,与世长辞。丧事后,一些同志到曹瑛家参观了他的居室,一张旧的单人木板床,棉布被子和枕头也都是旧的,触景生情,潸然泪下。曹瑛的老战友何洛同志在悼念他的文章中,称赞曹瑛一生“铮铮铁骨,亮节高风,忠党为群,无私大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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